1979年7月10日於廣州
二
在我省，寫農村題材的作家，本來就為數不多。而能長期堅持在這個領域馳騁和進取的，更是鳳毛麟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幹華的創作，是有著特殊位置的，尤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1981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楊幹華的短篇小說集《驚蟄雷》，收入作家自六十年代初期至1979年寫的二十三個短篇。這是作家的第一本短篇集子。
在《驚蟄雷》之後，1980年、1981年兩年，作家又向我們獻出了十一個短篇。這些作品，較之《驚蟄雷》中的作品，有哪些提高，哪些進展？本文試圖探討的，就是這樣一個論題。
1979年夏，筆者曾撰寫了一篇關於楊幹華短篇小說的評論文章《篇短意賅》。這篇文章，在充分肯定作家的思想和藝術成就及其創作特色的同時，也著重談了其作品“主要還是缺乏應有的思想深度”和“時代感不強”這個不足之處。還強調指出，《驚蟄雷》的發表，標誌著作家“在處理和解決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的關係問題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創造出了真正稱得上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藝術形象”，“作者開始著眼於社會問題，注意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去藝術地概括生活，使作品中透發著一股強烈的時代氣息”。事實證明，作家在此期間發表的一些小說，如《驚蟄雷》、《被蹂躪的靈魂》、《輸血》等作品，不僅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1980年9月間，法國《世界報》就曾載文評介陳國凱、楊幹華等作家以揭露“四人幫”罪行為題材的一些作品。令人欣慰的是，楊幹華近兩年的創作，能繼續沿著《驚蟄雷》所開辟的創作道路，堅持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力圖從環境和人物兩個方麵，從“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上，去開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提煉主題。
讀完這十一個短篇，首先給人的一個突出印象是，與《驚蟄雷》，尤其是與作家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寫的短篇相比，人物寫得更為深刻，思想更耐咀嚼，故事更耐尋味。雖然寫的事情還是那麼細小，卻包含著深刻的社會內涵；人物及其相互間的關係還是那麼單一，卻顯出力度、曆史感和時代精神；作家幾乎沒有正麵描寫人物活動的環境，但是，卻令你處處強烈感受到新時期農村的巨大變革，是怎樣深刻地影響著農民的生活和強烈地引動著農民的情緒！是的，從作品可以透視出：作家在不斷地觀察，也在不斷地回顧，竭盡心力從普通農民平凡的生活中，去感受生活的真諦，尋求創作的契機，概括和提煉藝術形象。如果要用一句簡潔的話去概括作家這兩年的小說在思想上的成就的話，可否這樣說：於細微中見宏旨。
本來，喝酒是人們生活中十分普通的事情。楊幹華新寫的十一個短篇中，寫喝酒的故事就占了三篇。作家能從喝酒的人背後，窺見各色各樣的靈魂，聽到各種各樣的心曲，從中發現生活的底蘊，時代的側影。見微知著，顯現出不尋常的社會意義。
《陳大伯醉酒》，寫陳大伯由長期癮酒，到突然宣布戒酒，這一驟然間所起的變化，不僅記載著極左路線所帶給主人公的悲劇命運，更重要的，是讚揚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得到恢複和發揚之後所產生的思想威力。小說中的大隊黨支書承認1958年將畝產“大百斤”謊報為“六萬斤”的浮誇錯誤。陳大伯終於等到了這整整“盼”了二十多年的一句真話，頓覺春風重又回到心房。幹群之間，尊卑之間，“全沒了隔閡”，“竟是這樣的坦坦蕩蕩”，他既為支書講了真話，也為自己的重新振奮，決定采取戒酒行動。陳大伯說：“說真話的遭災，說假話的高升，黨要壞事的。”這就是全篇的點睛之語。
《酒席紀事》，寫鄉村普通酒席上的一場爭執，及各種人物的談吐、舉止、神情和心緒，泰叔的冥頑不化，後生仔順應潮流的執著，主人處在矛盾衝突雙方之間的窘態，“我”的中庸之道，息事寧人，以及沒出場的公社張書記的奮發精神，麥書記所謂“臨亂不亂”的逆潮流的行為，真實生動地反映出對待農村現實變革所持的兩種對立態度，及其所帶來的迥然不同的兩種結局：山界公社的經濟和生產“做得好紅火”；田心寨卻“一潭死水”。
《彭有福赴宴》，也隻不過是寫彭有福這個“太上皇”的顯赫地位受到挑戰，終至造成他一次不成行的赴宴所引動的心理與周圍環境的衝突，卻更加細膩深刻地反映出三中全會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某種微妙的變化，中央關於“農民享有一定的自主權”的政策，是如何深得民心。
楊幹華新寫的十一篇小說，基本上都是取材於三中全會以後的農村生活的。作家突破了過去慣於從一個家庭的範圍去把握生活矛盾和結構故事的寫法，而是力圖從更廣闊的生活場景，從農村生活的各個領域、角落，從人們的思想、感情、道德、倫理、愛情、情操、信念等各方麵，去再現生活的內涵和本質。除《支部書記的女兒》是寫父女間關於讓賢找賢的思想鬥爭之外，其餘的，如：《小鎮理發師》寫抵製和糾正不正之風；《農技師和公社書記》寫真才實學者受到尊重；《春溪水漲》寫新生活的變化賦予農村姑娘的愛情以新的含義；《阿靚回故鄉》寫捐棄前嫌，齊心搞四化；《她從香港歸來》寫申請去了香港的姑娘，重回故鄉定親，等等。可以這樣評價：近兩年楊幹華所寫的小說，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三中全會後農村變革生活的燦爛圖景。顯得充實而又富於生氣。
作家近兩年的小說，不僅從環境上來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時代，而且從人物的塑造上來加強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時代感。
作家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有望和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帶刺’”，“尖銳地批評那些正在衰亡者的事物和勢力”，同時，又注意“熱情謳歌正在成長著的新人新事”。但在人物的塑造上，一些先進人物停留在好人好事的水平，具體的曆史特點和時代感不那麼鮮明。這兩年，作家不僅堅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擦幹眼淚，以喜悅的心情刻畫新人物，反映新生活”，而且，不是去作一般的，浮光掠影的“刻畫”和“反映”，更不是去用形象演繹政策，而是著力寫出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時代特征，讓人們從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時代氛圍。在這裏，較有代表性，又寫得較為成功的人物，是《農技師和公社書記》中的賴豐年。
賴豐年，公社農科站的農技師。關於他的評價，農民有一句口頭禪：“賴豐年，賴豐年，我們靠他得豐年。”它形象地道出了這位農技師在農民群眾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可在一兩年前，他卻“跟那些行將淘汰的水稻種子一樣默默無聞”。曆史的機緣是農業體製的改革，農民對科學種田的強烈願望和積極性。小說在展示賴豐年這種地位的懸殊變化時，隻運用了一段簡潔的敘述文字（社會所給予他的榮譽）、一兩個細節（阿留嬸事無巨細對他的絕對信任），就將賴豐年在農民中受到尊敬的形象活脫脫地勾勒了出來。小說的高妙之處還在於，它自始至終都沒有用一個場麵、一個情節會正麵描寫主人公在科學種田上的作為，而是將其置於解決與自己的身份、素養、氣質、水平和能力是不相稱的一場“人世間的是非糾葛”之中。小說越是鋪排和渲染主人公在這方麵顯得“六神無主”、“除了茫然，就是惶惑”，尤其是與“文革”中“叱吒風雲、一呼百應”的公社莫書記口若懸河的言談舉止的對比，就越顯出他的憨厚、質樸，他性格的純淨和心靈的美好。很明顯，作家刻意寫出賴豐年這樣一個農村普通知識分子的社會、曆史地位的變化，目的在於展示一個帶時代性的人民群眾的普遍心理和要求，即對真才實學者的器重，對講大話、假話、空話的人的厭惡。小說結束，這樁鄰裏糾葛得以圓滿解決，表麵看來是賴於莫書記的“英明善斷”，實則是出於賴豐年對莫的意見的“肯定”，以及群眾對他的尊重。由此，莫書記生發出一段心理活動：“一個陌生的、他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莫名其妙地闖到他傲慢的腦海深處。”這一筆，使整個小說的主題變得更加意味雋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