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首先有必要對1959年至1965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三家巷》、《苦鬥》的討論作一基本估價。對此也是沒有必要回避的。否則，既不利於總結三十年來文藝批評的經驗教訓，也不利於對作品本身作出公正的評判。這斷斷續續長達七年的討論，應分為兩個階段來看。從1959年至1963年的討論，屬正常的文藝批評範疇。當時，持各種意見的幾方，是在平等的基礎和爭鳴的空氣下，進行批評和反批評的。但到了1964年4月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首先一個變化，是把前一段正常的討論逐步納入批判的範疇，並公然宣稱“這就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另一個變化，是持肯定意見的一方，幾乎被無形剝奪了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再一個變化，是由於當時“左”的嚴重影響，不僅越來越趨於對作品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且帶有某種圍攻的性質。其中，不少報刊連續組織工農兵、青年、學生座談，以及發表個人署名文章，控訴作品的毒害，聲稱作品“在客觀上幫助資產階級同我們黨爭奪青年一代”。一些有影響的評論家在這場爭論麵前，亦不幸陷入了“左”的教條主義式的批評泥沼。雖然，這種批判，與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及其禦用寫作班子的批判，根本目的不一樣，但不能不認為，這種嚴重“左”的傾向，確實為後來怵目驚心的政治宣判提供了條件。
直到最近，新出版的幾本當代文學史教科書，對《三家巷》、《苦鬥》這兩部作品，尤其是在論及到具體問題時，這種認識和評價仍然分歧很大。如《當代文學概觀》在肯定這兩部作品的同時，又提出了一些似乎互相矛盾的看法。它指出周炳的形象在建國以來優秀長篇小說的主人公中，是“獨特的，罕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但又認為“總的來說，周炳形象的塑造，不能說是十分成功的”。而就這一點進行具體分析時，諸如周炳形象的深刻性、外在美與內在美、性格的發展、愛情描寫，以及作家對周炳弱點缺陷所持的態度等問題上，許多又都是重複過去否定者的批評意見。可見，這兩部長篇的創作實踐及圍繞它所展開的討論，涉及到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文藝批評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因此，今天繼續進行探討，仍是有益的。
關於典型性和時代精神。持否定的意見認為：《三家巷》和《苦鬥》沒有正麵和直接描寫作為當時曆史時期本質、主流的重大曆史事件和階級搏鬥，隻是從側麵寫了周炳所生活的特殊環境和獨特的生活經曆、生活道路，因此不能反映當時的時代精神，沒有典型意義。這種把個性與共性割裂和對立，把本質等同主流、共性的文藝批評觀點，在三十來年的文藝批評中幾乎沒有斷絕過，亦給創作實踐帶來過極大的危害。典型化的核心問題是個性化，反映某種本質的形象越個別，就越典型，越真實。抽掉了個別的共性，就隻能是共性，而不是個別的共性。《三家巷》、《苦鬥》巨大的文學價值正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特定的具體的生活環境——三家巷；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複雜的藝術典型——周炳。《三家巷》中周、陳、何三家所分別代表的工人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官僚地主階級，及連係著的區家所代表的城市手工業階級；《苦鬥》中又增加了胡家所代表的貧農階級；《柳暗花明》中還擴展了代表反共賣國的國民黨當局利益的李家和國民黨軍隊利益的張家，以及與這七家相互關聯著的各個社會階層、集團、勢力、人物，他們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變化、糾葛、複合、分化……構成了當時社會一幅活生生的圖景，展示出階級關係變動和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發展的態勢。作品雖未正麵描寫重大曆史事件，但它激起的波瀾，總是會在三家巷各種人物的心靈空間找到回音。活動於這個環境之中的中心人物周炳，通過真實地描繪這個環境及整個時代潮流所給予他的影響和衝擊，展示出其艱難的改造曆程及性格發展和形成的曆史必然性，從一個側麵概括出了那個時代一個普通知識青年所走過的生活道路。應該說，作品所提供的這個環境和人物形象，既是極其個別的，又是充分典型的。它所折射的時代精神也具有獨特的光彩。
關於周炳形象。持否定的意見認為，這個形象“雜質太多”、“性格分裂”、“雙重人物”、“精神負擔太重”，是“賈寶玉式的”，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和氣息的人物。回顧建國以來，凡是文學作品中稍一出現這種類型的人物，就會引起爭議和貶謫，這種批評的觀點和方法，正是導致文藝批評本身及創作庸俗化、簡單化、公式化、概念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周炳形象的成功，正在於寫出了他精神世界的複雜性、感情的豐富性和濃烈的人情味，及其所賴以產生和存在的曆史的、環境的條件。構成周炳外在和內在性格和感情特征的，主要是五大因素：美貌、癡情、正直、思索和對革命的執著追求。美貌是先天賦予他的，也體現了作家的美學理想。癡情乃至感傷，有時甚至歇斯底裏的瘋狂，正是三家巷這個環境所帶給他的消極一麵。正直則是他所依附的那個階級所培植的一種美德。思索和對革命執著追求的精神，是那個曆史環境和時代潮流衝擊的產物。作家的創造力和膽識，不僅在於寫出了這樣一個植根於二十年代土壤之中，交織著複雜性格和感情的矛盾混合體，更主要的是生動、真切地揭示了人物擺脫剝削階級思想羈絆，逐步向崇高精神世界登攀，最終成長為成熟的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轉變過程。作家這樣寫人物自我改造沉緩、蹣陀，但畢竟伴隨時代前進了的曆程，正表明作家對自己主人公所持的正確立場和態度。惟如此，作家才“選定了經過幾十年的觀察、體驗、研究、分析得來的人物周炳做……主角”，“既沒有把他當做英雄，更沒有把他當作理想，既談不到歌頌，有時還有些非議”，但“同意他繼續革命，把整個改造過程走完”。
關於愛情和人性描寫。持否定的意見認為：《三家巷》和《苦鬥》根本不是寫所謂“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而是“兒女風情史”，是“愛情至上主義”，是“鴛鴦蝴蝶派式的愛情小說”，甚至貶稱為“新《紅樓夢》”。他們主要依據於周炳先後與區桃、陳文婷、陳文英、胡柳、胡杏幾個女性關係的描寫。現在，不妨依次作一簡略分析。周炳與區桃，二者的愛情是建立在對純樸勞動和自由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上的。雖然，由於當時男女主人公年齡的局限，尤其是女主人公如一片雲彩倏然消逝，他們尚來不及卷進社會和革命的漩流之中，這種愛情所包含的社會內涵還不那麼豐厚，但他們愛情的基調是純潔的，健康的，堅貞不渝的，具有普遍勞動者感情的質樸美。說區桃隻有“林黛玉式的病態美”，是不合乎作品的描寫實際的。相反，作家把區桃當作“有價值的、美麗的人”來描寫，在作品所賦予的條件下，倒是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周炳與陳文婷由於區桃的犧牲，周炳的心靈一片虛無，宣稱“繼承表姐區桃未竟之誌”的陳文婷，成了他狂熱追逐的對象。當革命倒於血泊之中，周炳仍沉溺於愛情的夢幻之中，對陳文婷抱有幻想，以致付出了血的代價。周炳在與陳文婷的關係上，充分暴露了其思想感情上嚴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缺陷。作家寫這些，並不是為了歌讚他。後來，當他從血的教訓中逐步醒悟過來，便堅決斬掉了這種感情上的絲連。到了《柳暗花明》，陳文婷企圖再一次利用舊日的感情來“征服”他時，就不再奏效了。這說明周炳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在洗滌自己思想感情上的汙垢。周炳與陳文英，二者根本無所謂共同的感情。雖然周炳當時處於因革命失敗的苦悶彷徨之中，但在陳文英赤裸裸的肉欲挑動之下，沒有產生絲毫的邪惡念頭，始終保持著對革命熾熱的向往之情。這說明周炳的精神世界變得更為豐富，情操變得更為高潔。周炳與胡柳，二者的愛情，較之與區桃，顯然，有著更豐富的社會內容。首先，他們的愛情基礎是共同的革命誌向和在革命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深厚感情。胡柳是一個帶傳奇色彩的農民女英雄形象。其次，周炳在與胡柳的關係上，表現了廣闊的胸懷。當時赤衛隊中，有幾個人同時欽慕胡柳，周炳出於同誌的情義，壓抑自己內心的感情之火，直到胡柳明白無誤地表明愛他時，愛的波瀾才無法深鎖他的胸間。再次，胡柳犧牲後，周炳沒有重複區桃犧牲時那種絕望的傷感情緒，而是更堅定了革命的信念。周炳與胡杏，前兩卷隻是埋下了一顆感情和愛情的種子，尚未萌發，直到最近出版的《柳暗花明》，周炳與胡杏雖感情至深，但因處於艱苦卓絕的鬥爭環境之中，仍隻以純真的“兄妹關係”相稱，將愛情置於革命利益之下，深深潛藏於心扉之中。愛情至上主義論者還認為，小說寫了周炳的外在美，用外在美代替內在美，並作為抵禦階級鬥爭的一塊盾牌。歐陽山宣稱，他是要把他筆下的男女主人公寫得很美的。這是作家的審美要求和審美趣味，無可非議。爭論的焦點在於，這種外在美究竟在人物的對應關係中起了什麼作用？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小說賦予周炳“美男子”、區桃“黑桃皇後”、胡柳“黑牡丹”、胡杏“翻生區桃”的神韻風采，與其內在的光彩是統一在一起的。周炳的外在美，雖為敵對營壘中的某些人物（如陳文婷、陳文英）所迷戀，以至帶來過某種纏綿悱惻的感情糾葛，但他最終既沒有倒在買辦資產階級小組陳文婷和陳文英的懷裏，也沒有被陳文雅等所“俘虜”，何來調和敵對階級矛盾之說？作家筆下人物的性格，尤其是感情世界呈現出複雜性和豐富的生活色彩，就往往被不加分析地斥之為“人性論”、“性格分裂”，這也是我們文藝批評中長期存在的一種“左”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