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家這一時期的創作思想較之二十年代，有了相當程度的進步。大革命被葬送於血泊之中，使作家進一步認清了社會的罪惡和人民的深重災難。他一方麵在現實環境的重壓下感到苦悶、彷徨、窒息，另一方麵又在孜孜不倦地尋求思想武器，探索光明的真理。當時關於普羅文學、大眾文學的論爭，使他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啟蒙思想和文學的影響。他主辦文學周刊《幼稚》，後又發起組織了秘密的“廣州普羅作家同盟”，主編以方言文學為旗幟的《廣州文藝》周刊，開展革命文學活動，並因此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通緝和追捕。這個時期的最初階段，標誌著作家創作思想、創作題材變化的，是1931年發表的描寫工人鬥爭生活的長篇小說《竹尺與鐵錘》。雖然這個作品在藝術上並不太成功，但作家有意識地開拓自己的創作題材，將筆鋒轉向工人勞動群眾的鬥爭，直接揭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不能不說是思想上的一個大進步。隨後，作家創作的粵語中篇小說《單眼虎》及其他一些粵語短篇，雖然隻停留在用方言寫作來實踐對大眾化的認識上，但作家希冀有更多的普通工農群眾能讀懂自己的作品這個良好願望，是應該充分肯定的。更何況，這些作品在當時一定的範圍內，還是起了某種有益的作用的。不久，作家來到當時反對國民黨反動文化圍剿的中心——上海，參加了左聯，並直接受到魯迅的教育和幫助，思想上更加明確趨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創作實踐上，具有突破意義的，就是這個時期的第一個短篇集《七年忌》（1935年）的出版。在這個小說集中，筆下的主要人物都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向普通工農群眾和下層人民；由原來主要著墨於人物被淩辱和抑鬱的精神麵貌，變為突出人物的反抗精神及其對人生執著和倔強的性格。由於作家確信“人生意義”，因此，這些作品“具現了各種光明的文學作品底真實性”。之後再出版的短篇集《生底煩擾》、《鬼巢》、《失敗的失敗者》、《流血紀念章》，中篇《崩決》，中短篇集《青年男女》，雖然在思想和藝術上成就參差不齊，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沉重、陰鬱的畫麵中，不時閃現出一縷希望的光亮。這是作家的理想之光，是人物的心靈之光。其中1936年出版的中篇《崩決》，堪稱作家這一時期最優秀的代表作，可與同時期其他作家的優秀代表作相媲美，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創作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崩決》通過廣東水災中逃荒農民悲劇的淋漓描繪，較為深廣地展示了國民黨統治下舊中國的黑暗社會圖景。它表明：作家越來越注意開掘作品的社會內涵。
其次，作家這一時期的創作風格較之二十年代，亦有明顯的變化。以往的教科書或評論，幾乎都不加區別，不加分析地認為作家這一時期作品的藝術形式和語言，也是嚴重歐化的。其實，與作家的創作思想變化相適應，藝術表現上更具有現實主義的力量，長於白描，語言也較為通俗明快，較之二十年代作品那種十分明顯的歐化傾向，應該說有了可喜的改觀。當然，作家這一時期的創作，從總的水平來看，思想深度還不夠，反映社會的生活麵還不夠廣闊，形式和筆調仍有歐化的痕跡。如長篇《戰果》，就寫得比較晦澀，藝術上也比較粗疏。
由此看來，將作家二三十年代的創作一刀切，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同樣，在現代文學史的教科書中，論及大革命前後湧現出來的第二代作家時，避而不談歐陽山及其創作，也是很不合適的。歐陽山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尤其是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初期的創作，在現代文學史上，是有著重要地位的。作家在這個時期的努力和追求，為後來創作思想和創作風格的根本轉變奠定了基礎和準備了條件。
三關於《高幹大》的再認識
歐陽山到延安後，於1946年寫出著名長篇《高幹大》，標誌著作家創作思想和創作風格完成了根本的轉變。《高幹大》不僅在作家的整個創作經曆中，就是在現代文學史上，都是有著特殊地位的一部重要作品。它與同時期出現的其他作家的優秀代表作，構成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文壇群星瑰麗的光輝局麵。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現在出版的相當數量的教科書中，這個長篇隻是在概述裏提到一筆，評價也不高。對其價值的認識，亦隻有極個別的編著者，如中國人民大學編的講義中，看得比較深，評價也比較中肯、公允。
要正確估價《高幹大》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看它較之以往和同時期出現的其他代表作，究竟提供了什麼獨特的貢獻？以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這是我國第一部也是當時解放區僅有的一部直接反映農村合作社題材的作品，而同時期的其他優秀之作，則是以減租減息、建立民主政權、反奸鋤匪、土地改革為其主要內容的。
二、與同時期的優秀作品主要寫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以及反對封建意識的鬥爭不一樣，《高幹大》將反對革命隊伍內部“左”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作為其重要內容和主要情節貫穿線，還觸及到了帶社會主義性質的矛盾和鬥爭。這不僅在解放區的文學中，就是在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品中也不多見。
三、高生亮的形象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典型性。他不僅具有中國農民一般的傳統美德和優良品格（也包括其局限性），更主要的，他是當時曆史條件下新生活內容的開拓者和新人的形象。這裏集中體現的是他的寶貴的創造精神。他密切聯係和緊緊依靠群眾，以群眾利益為根本利益，實事求是，不拘泥於現狀，不拘泥於書本，不拘泥於一時一地的現行政策，按照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群眾的需要，創造性地進行辦社改革，終至將一個瀕臨於崩潰邊緣的合作社，更新為一個生氣勃勃，有著光明前途的合作社。
四、《高幹大》出版後的十幾年間，版本多至十幾種，印數達五十多萬冊，這從當時的出版水平來看，是一個可觀的數字。1948年，華北地區還把它列入區級幹部的讀物。對後來的土改和合作化運動，都產生過有力的推動作用。並先後被譯成俄、捷、匈、英等國文字，介紹到國外。
五、《高幹大》這部小說透過藝術形象所提供的思想，對於今天仍有著巨大的認識價值。農村合作化運動，是繼土地改革之後，我國農村一場帶廣泛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難能可貴的是，作家透過這場經濟改造和變革的認識和描寫，較早地洞悉到了“左”的思想的嚴重危害，並借助藝術形象，提出了破除這種“左”的思想的正確途徑和方法。這無論對我們回顧所走過的道路，還是對今天的四化建設，都有著深刻的警誡作用。
這裏順便談一下，以往和現在的教科書，在論及《高幹大》的不足之處時，意見都是一致的。有些則不能苟同。認為《高幹大》後半部寫反封建迷信的篇幅過多，以致影響了結構的集中和情節的連貫，未能使反對“左”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鬥爭貫穿情節的始終，這個意見是對的。但由此引申出寫了這方麵的鬥爭，就無助於主題的開掘，則是偏頗的。特別是在當時情況下，反封建迷信作為小說情節發展的一條輔助線索，恰恰開闊了作品反對“左”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鬥爭的曆史內容，使之呈現出更為複雜和廣泛的社會背景，這正是有助於主題深化的。其次，認為寫了群眾和高生亮迷信等落後思想，就是削弱作品中人民生活環境的真實發掘和表現，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實，構成整個作品典型環境氛圍的，不僅此一端，它所著力渲染和表現的人民群眾對辦社改革的強烈願望和迫切要求，正是生活最本質的一麵，因而它也是藝術真實的。還有認為小說誇大和突出了高生亮的個人作用，他的智慧和才能，以至超越了黨和組織的力量，這種評判更是站不住腳的。不正是高生亮的創造精神，才體現了黨和群眾的根本意願、要求和利益嗎？而且在作品的人物關係設置和具體描寫之中，高生亮並不是目空一切的，也不是全能全智的神明，他自身所暴露的弱點，正說明了這一點。至於說小說中高栓兒與任桂花的愛情描寫多餘，沒有什麼積極的教育作用，也是簡單化的看法。隻能說，這條情節線與整個鬥爭沒有堅實地扭在一起，但它對於反襯高生亮的形象，豐富作品的社會內容和藝術境界，仍然是有益的。
四仍有爭議的鴻篇巨構
《高幹大》出版後僅兩年的時間，我國便進入了社會主義新的曆史時期。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作家又先後完成了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廣東革命戰爭題材的中篇小說《英雄三生》、《紅花崗畔》，以及反映農業合作化題材的中篇小說《前途似錦》。前兩個中篇，可以看成是作家進行《一代風流》鴻篇巨構創作前的一次試筆。作家宣稱：《一代風流》試圖反映1919年至1949年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可見，能否正確評價這部鴻篇巨構，直接關係到作家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