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偉大的旅程，或許就要從這裏開始。一個率領著自己的人民在嘔心瀝血而又智慧地創造經濟資本奇跡，又那樣卓越地在規劃和創造文化輝煌的政府，我們有理由給予充分信任、厚愛和尊重。深圳衛星電視的開播，深圳和全國人民更親近，也和世界走得更近。祝福深圳，深圳終將成為一座世界性的現代名城，終將成為中國文化桂冠上一顆璀璨的明珠。這是我們可以期待的。
2004年7月21日於深圳[3]文學評論·繼承中發揚創新中超越繼承中發揚創新中超越
《作品》：您是從哪一年到《作品》工作的?據查閱《作品》資料得知，您從2002年第9期開始，擔任《作品》雜誌社的執行主編。
謝望新：我是1999年3月從廣東電視台調任省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2001年6月開始主持《作品》工作的。當時我其實是想留一點時間，為寫一些大一點的作品作一些思想的、知識的、才藝的準備。直至一年零三個月之後，作協換屆，我成為專職副主席，黨組再次決定，我才接任了。這時雜誌上才正式署上我的名。我的本意，這個位置，要留給更年輕的人。
《作品》：我們仔細閱讀了這一時期的作品，除了在目錄的排版上有一些變化之外，其它基本延續了之前的風格。但從2002年開始，《作品》還是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具體就是在欄目設置上，散文更加強化了“發現”這一欄目，小說出現了重點推介作家的“作家現在時”，請問這是基於一種什麼樣的思考？
謝望新：我的想法，在繼承前任優秀的基礎上，沒有做太大的改革。但欄目的調整是任何—個重新主政的人必須麵對的東西。我們要審視，應該留下的是什麼，要重新進行設置和改造的又是什麼？我覺得“發現”欄目是《作品》編輯思想的一個靈光閃現，不僅欣賞這個名稱，更欣賞編輯賦予它的理念，即對曆史與現狀在重新審視中有新的“發現”，包括政治的、思想的、人文精神的以及預判的。這個欄目發表了一部分好的文章，但是很遺憾，最終沒有完全實現我們起始意義上的設想。一個好的想法，是要好的作品來支撐的。而“作家現在時”欄目發展到後來，以評論訪談、作家作品、創作談三合一的整體方式推出，新聞性更強，內涵更豐富，影響也更大。
《作品》：我們知道，每一本文學刊物，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學追求。從2007年開始，作品將“小說”欄目改為了“金小說”。金小說的提出，是否意味著，《作品》倡導一種什麼品質的寫作?
謝望新：“金小說”和“小說”，一字之改，我想是我們的編輯家生命當中的一次靈感。“金”不僅僅是色彩，更加是分量。“金小說”應該是具有很高文學品質的作品。當然，欄目千變萬化，文學刊物無非是小說、散文、詩歌和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評論。在這幾大類當中，主體還是小說。一本雜誌如果沒有出色的小說，它的分量肯定會打很大的折扣。我們對“金小說”的期盼，帶有引導的意義。也表明了我們刊物在提供具有什麼品質的作品。今年決定將散文欄目改為“玉散文”，同樣是出於這個定位的考慮。金相玉質，散文應該更純粹、經典，更富於韻味靈動。之後，詩歌欄目還會更名為“銀詩歌”。
《作品》：據我所知，您已經出版了包括散文集《珍藏起一個名字：母親》，手機短信長篇小說《中國式燃燒》以及《謝望新文學評論選》（上、下冊）等十部著作，同時作為一個著名的批評家，為何在執掌《作品》之後《作品》上的評論欄目非但沒有增強反而弱化了，或者欄目設置象征性大於實質性的意義？
謝望新：這個我應表達一種歉意。我是出於這樣幾個考慮，第一，我覺得我們某些當代的批評缺少了一種批評家的人格力量和批判的力量。這是我們批評家的一個重大缺失。當我們的批評家不能勇敢麵對作品，不敢真正麵對作品提供的思想和認知時，我想批評就失去了意義。批評的重要功能是發現，一個是發現作品，一個是發現作家。發現作家通過作品提供的前人所沒有的思想的、觀念的、甚至政治形態的某種探索；第二，我覺得當代的批評更多是一種對作家的模仿，是對別人批評方式的一種重複。這種重複的、沒有創意的批評，不可能帶來啟示性的東西，不能發現超越作家的思想，如果一個批評家連作家提供的思想都沒有達到，這樣的批評還有什麼意義呢；第三，在現在中國的文學雜誌中，能夠用理論作為刊物支撐的幾乎沒有，除了極少的雜誌的某種批評能引導文學的思潮，更多的是拘泥於對作品的介紹性質，這樣的介紹是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的。基於這些原因，我覺得拿出版麵來發表這種批評是一種浪費。自然我無權說，《作品》雜誌以後都沒有可能刊登評論文章了。對我們作協每年召開的重大的主題性關於政治、理論、文學以及重點作家創作研討，仍將以紀要的方式一如既往的予以推介。
《作品》：《作品》有著光榮而悠久的傳統。從歐陽山到蕭殷，從秦牧到黃培亮、楊幹華，從楊羽儀到您，每一位主編，在繼承前任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又不可避免的帶有主編個人鮮明的個性。事實也是如此。當我們翻閱55年的《作品》，第一是能感受到鮮明的時代烙印，第二就是能感受到每一位主編明顯的區別和辦刊理念。而這種辦刊理念的差異，將直接影響到刊物。您的辦刊理念是什麼？
謝望新：當時我的做法，是通過陳國凱的署名文章，把我們的辦刊方針向全社會公開，那就是《作品》的三性。第一個是文學性。我們的雜誌一定是純文學的。這不僅僅因為《作品》是廣東省政府唯一資助的刊物，我們對政府有一份責任，更是出於一種對文學品質和規律的尊重；第二個是當代性，我搞傳媒這麼久，一直堅持，我們的文藝是要反映當代生活的。而當代性，我們更強調的首先是當代的現實生活，當代正在行進之中的改革的現實生活；第三個是南方性，這是基於經濟發展的現狀和觀念前沿決定的，我們的《作品》雜誌應該比內地的刊物在這裏能更充分體現自己的個性與擁有優勢。
《作品》：“文學性，當代性，南方性”。可以看作是《作品》在新世紀發出的宣言。在具體編輯刊物過程中，是如何體現這三點的？
謝望新：“文學性”這一點，我想我們還是堅持了對文學的基本良知的；“當代性”這一點，我們的雜誌堅持得非常好。我們廣東作家對曆史的駕馭能力、對過去時的概括能力是有所欠缺的，但廣東的作家，包括廣東的傳媒，在麵對現實，特別是改革中的現實時，卻表現出了一種非常高超的駕馭能力。通過《作品》雜誌，特別是近十年的《作品》雜誌，應該說可以看到中國，特別是中國南方的改革軌跡。這種軌跡包括觀念的、思想的、思維的、心理的，甚至人們生存生活方式改變的軌跡；沒有達到理想高度的是“南方性”，廣東對中國最大的影響也許不是物質財富，而是觀念財富。觀念理念這種前沿前行前瞻的東西，給經濟的、政治的、體製的東西帶來一種啟示。但我們在這一方麵表現得依然不夠充分。
《作品》：為了紀念《作品》創刊55周年，我們將編輯一本《作品》卷首語的集子。這本集子收集了這10年來由近百名作家撰寫的文章。這應該可以說是《作品》這10年來的一個重大成果，您怎麼看待這個成果。
謝望新：如果說這10年的《作品》有一個品牌欄目，那就是10年“作品獎”，如果說這10年的《作品》有一個靈魂欄目，那就是卷首的“百家之言”。我最不喜歡或不願意看到的“卷首語”是一個人在說，隻是一個人的聲音，用一個人在場說話的方式來覆蓋別人的話語權。到現在為止，在中國的雜誌中還有幾本刊物是一個人在說，說一年說兩年甚至說上五年六年。我不是絕對的排斥這種做法，但我個人不喜歡這樣。我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變一個人用“卷首語”在說話的方式。每一期是一個不同的人在說，從2001年的7月到現在，應該有八九十個人在說，百家之言，我們在遵從黨的文學原則，在法律的範圍內，在符合公眾的道德標準這三個前提下，要給作家充分的自由，給作家充分表達思想和對文學的意見的自由。讓中國有百千個作家來表達屬於他自己的文學的、政治的、思想的、觀念理念上的自由。這是我們雜誌的永恒追求。我們為作家、批評家飛翔的思想提供一個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