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文學批評隊伍一直比較完整，實力也相當雄厚。老中青三代批評家的結構早已形成。第一代以蕭殷先生為代表；第二代是在關於《金沙洲》、《三家巷》的評論、爭鳴中形成；第三代是新時期考入大學、八十年代前後出現的一代年輕批評家。遺憾的是，文學批評之外，其他藝術門類尚未形成隊伍。
除了上述談到的打倒“四人幫”初期，廣東批評界在文藝思潮、文藝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為全國作出過重大貢獻外，六十年代初期，蕭殷先生在《羊城晚報》主持的關於《金沙洲》的討論，以及由此提出的“典型論”新觀念，在全國也有廣泛影響。八十年代中期起，廣東文學理論批評界在追蹤了全國的種種思潮和範疇之後，開始意識到：應該形成自己獨立的體係、個性與文化特點。要有自己的理論主張、理論口號和批評實踐。這就是“獨立的南方文學批評品格”。由此，區別於以中原文化為內核、為尺度的大一統批評。
新時期以來，廣東文學理論批評界的主要貢獻在於：
1984年11月，廣東省作家協會《當代文壇報》召開“文學與改革”座談會，在全國率先探討了商品經濟運動中文學的地位與價值，以及由商品經濟運動所引起的人生、人際、人倫諸關係的變化、調整與新型關係的締造；
1986年3月，由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廣東中青年作家創作研討會”，老作家吳有恒提出了“建立嶺南文派”的口號；
1986年5月，省作家協會《當代文壇報》在深圳召開“文學與現代文明”研討會，第一次提出了“廣東文學必須反映廣東現代文明”的理論主張與創作指向；
1986年，郭小東認知“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
1990年，張奧列倡導“南國都市文學”；
1983年，我提出了廣東文學“走出五嶺山脈”的口號；
1989年，我提出了“建立‘廣派’文學批評”的主張；
1992年，我提出了“強化南方文化意識”的思想；
廣東理論批評家還探討過“知青文學現象”、“劉西鴻現象”、“《商界》現象”等。
這種種努力，表明理論批評界旨在建立起一支與“京派”、“海派”批評相鼎立的文學批評勁旅的決心。
南方文化是一麵耀眼的旗幟，但不是唯一一麵旗幟
舉起南方文化的旗幟，更能增加廣東文壇的凝聚力，更能在中國當代文化勁旅、流派的競爭中，奠定自己的格局與地位。但是，這並非要廣東所有的作家，都必須集合在這麵旗幟下，聽從號令，造成新的大一統局麵。每個作家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的主客觀條件，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文學選擇。當然，南方文化的精神品格，仍是生活在這塊土壤上的所有作家、藝術家所共同追求的。
南方文化還欠缺什麼，還有什麼遺憾，我認為，在於經濟發達的地區沒有能拿出最優秀的虛構文學作品。
這是值得深思的。
是經濟與文學的分離，經濟與文化不能同步？
經濟的變動，必然帶來思維、觀念與價值取向的變化，但不一定就帶來高層次文化的建設。文化文明進步與發展，較之物質的發展還遲緩些，需要經過一個與現代商業精神、工貿文明既排斥又相融的一個長過程，需要對人的心靈世界、人的命運、人與外部世界聯係更熱切的關注，才可能有所建樹，才可能形成自己獨特的高層次的文化形態與文化風格。這也是極富現代感的一個世界性論題。
自然，掌握經濟命脈的人，置高層次文化建設於何種地位，是一個關鍵。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重視教育、體育，重視廣義上的大文化，包括大眾傳播媒介與種種消費文化，而對高層次文化建設，往往缺少總體構思、布局與規劃及實施的政策、步驟。這種氣候，必然製約著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高層次文化建設的發展。
是商品經濟嚴重幹擾與侵蝕著文學的情緒？
經濟發達，必然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發達。文化建設包括硬件與軟件的某些部分，也納入了商品範疇。這裏既有商品大環境的衝擊，也有文化商品小環境的刺激。尤其是，當文學等高層次文化建設意識在整個社會得不到關注時，這種衝擊、刺激甚至傷害的情緒會更強烈。文學最終成了圈子文學，成了個人而非全社會的事業。文學的奮鬥、抗爭，有時就會聲音變得極其微弱。
還是文學家自身出了毛病？
中外文學史上，許多傑出的作家、作品，都誕生在那些貧窮、落後甚至政治黑暗的國家、民族與時代。經濟發達，並不等於文化發達。這是經濟與文化的二律背反現象。但經濟高度發達與繁榮的地區，也可能誕生優秀的文化與優秀的作家。文學與文學家自身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南方現在經濟發達的地區，都是實行特殊政策的結果。但缺乏深厚的教育背景與文化傳統，都市文化與高層次文化底子薄弱。優秀作家、作品，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現，需要豐厚的文學土壤，需要宏觀的人文環境，需要作家自己麵對商品大潮，不為“物欲”所侵蝕的精神掘進，要更熱情如火地參與和關注現實的變革，厚積薄發，躍上思想、情操與藝術的製高點。
期望經濟特區和珠江三角洲，為展示南方文學、南方文化的新風姿、新風采，作出與經濟發達同步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