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立意上一定要有新的開掘。這幾年，寫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反右傾，三年經濟困難，1963年、1964年四清，文化大革命題材的作品，數量非常之多。在第一屆中篇獎中，有像《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天雲山傳奇》、《啊！》、《蝴蝶》、《大牆下的紅玉蘭》、《三生石》，其他，也有像《如意》這樣的優秀之作。在第二屆中篇獎中，有像《洗禮》、《流逝》、《張鐵匠的羅曼史》等優秀之作。在寫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中，《洗禮》和《流逝》是公認的在思想上有突破的兩部作品。以往寫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主要涉及兩個方麵的內容：極左路線帶來的悲劇；極左路線踐踏下所存留的人性、人情、人道美。但很少有作家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時代的錯誤，是應予否定的。但它自身巨大的反麵教訓，即使在悲劇發生的當時曆史條件下，是否也曾真實地而不是虛假地，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啟示和教育過整整一代人呢？我想，凡是經曆過這場浩劫的人，回答是肯定的。當然，獲得的教益會有不同的方麵，也有不同的程度。《洗禮》與《流逝》正是在這一點上，對那個時代作了更為深刻，更為辯證的反映。《洗禮》是講老幹部王輝凡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曆的“靈魂的洗禮”；《流逝》是寫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少婦歐陽端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失去”和“留下”的。王輝凡從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中，看到了自己以前所賣力推行的某些政策，與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的共通性，而深深自責、反省，懂得了如何在曲折的曆史進程中，把握自己，把握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歐陽端麗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尊貴的社會地位，優越的生活環境和條件，文化大革命使她像一個普通人一樣生活，勞動，創造，而文化大革命之後，當以前失去的一切頃刻又回到了手裏時，她反而生出一種失落感、悵惘感，她開始尋找自己人生的位置和價值。兩個作品，在題旨、立意上，殊途同歸，較之以往這類題材的作品，提供了對曆史生活新的認識價值。這也反映了一代人對曆史的思索、探求和評判的發展過程。
作家唯有在處理同類題材時，不要重複自己，也不要重複別人，而要思索、探求得深一些，新一些，才會有所突破。
在變化的現實中把握現實
一個作家，目力所及，不僅在於曆史，更要關注當代人民的命運和現實生活。這裏，涉及對當代文學和文學的當代性這個論題。文學是一定的時代的產物，一定的生活的產物，是為現時代人民所需要，所閱讀的。因之，作家不能不考慮時代、生活、人民對文學的現實要求和願望。所謂文學的當代性，一是指它所反映的生活是一定階段的現實，它的社會風貌、人情世態等；二是指它的現實感和時代感。這是我關於這個論題的一個總的認識。當然，我也不主張在理解上過於褊狹。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其特殊性，新與舊，曆史與現實，那麼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是人們的情緒、感情、心理，更是深深地烙下了悲劇時代的印記。“傷痕文學”，從總體上來講，是當代文學的一部分，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從發展的眼光看，它與今天那些直接反映新時期變革生活的作品來比，又不能說是反映現階段的現實，具有充分意義的當代性的作品。
從第一屆中篇獎到第二屆中篇獎，真正將自己的目光由曆史移向現實，並藝術地再現現實的作家，還為數不多。有不少作家，仍然將自己的眼光滯留於過去，——當然，這還不是問題的症結。誠如前麵所分析的，對曆史的回顧，並沒有找到新的認識，新的表現角度，以至平庸之作時有出現。還有一部分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由於作家認識上的膚淺和藝術表現上的浮薄，也是不堪卒讀的。但也應該看到，在近兩年的中篇創作中，也出現不少作家緊緊追尋時代的腳步和人民的思考，並在創作上取得顯著成果。
這些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十分注意把握現實生活的脈搏及其變化，從現實諸關係的變動中去汲取創作的激情。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對於悲劇的曆史曾有過出色的動情的描寫。但是，當生活的軌道開始改變，經濟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種種新的因素出現在現實生活的土壤之中，他們思索的著眼點迅即由曆史轉向現實，用新的藝術形象來抒寫新的生活答卷。這裏，張一弓的創作道路是極富代表性的。按照作家的生活經曆，以及《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所達到的思想和藝術上的成就，他在“傷痕文學”的領域，還大可馳騁。但是，作家被現實生活的急劇變動震撼了，被意識到的曆史責任驚醒了，他在完成了《山村詩人》之後，毫不猶豫地投身於生活的激流。《趙钁頭的遺囑》成稿於1980年末，那時，農村的生產責任製還剛剛處於萌芽狀態，作家就敏銳地看到了其中所潛伏的矛盾、阻力，看到了農民對調整生產關係新的曆史要求和願望。這個作品的深刻之處及其貢獻在於：它寫出了新時期變革最初時期悲喜劇因素的雜陳及其轉化，從而展示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流淚的紅蠟燭》反映了逐步富足起來的農民，與其精神貧困之間的深刻矛盾，以及對感情、精神生活的合理要求，這在當前農村現實生活中也是帶普遍意義的主題。《張鐵匠的羅曼史》提供的生活背景雖然主要是曆史的部分，但是著眼點是寄希望於未來。如果說，短篇作家高曉聲主要是通過農民自身的弱點，曆史因襲的重負來揭示國民的靈魂的話，那麼，張一弓則是試圖通過中短篇創作，對曆史的反思和現實關係的描寫，來展現整整一代農民的命運，創造一個“農民世家”的形象係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