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6日急就於北京西苑飯店，7日訂正於鄭州中州賓館[3]文學評論·曆史會記住這些名字曆史會記住這些名字
要對一個地區的文學創作作出實事求是的估價，首先必須放到全國整個創作現狀裏去加以考察。我在將近一兩年來與前些年的文學創作作了一個粗略比較之後，以為：唯有中篇小說，發展最為順利，也最有成績。陝西的情況呢？陝西作家中，寫中篇小說的人較少。但路遙成績卓著。他由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到《人生》的寫作，不僅是作家自己創作道路上的一個重大突破，而且反映了我國整個中篇創作的新水平。尤其是《人生》，在新時期文學反映青年生活的題材中，具有新的開拓意義。它在創造複雜性格，人物的曆史感和現實感，開掘生活深度方麵，也是新時期文學的力作之一。這是否也預示著，陝西作家的中篇創作，會有一個新的起步，新的飛躍呢？短篇方麵，在陝西作家中，先後有《窗口》、《滿月兒》、《信任》、《手杖》榮獲1978年、1979年、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2年第2期《當代》發表的聞彬的《心祭》，雖未獲獎，但我認為它仍是去年發表的較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在讀者中頗有影響。其他作家，也不斷有新作問世，雖無更多思想和藝術上的突破之作，但從總的情況看，短篇發展還比較平衡，沒有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在散文方麵，賈平凹以其獨特的藝術個性，在全國文學界引起了注目，他的散文的成就似乎已經超過了小說。
陝西這些作家的作品，給人這樣一些印象：一、內容堅實，可又顯得有些單一。像黃土高原渾厚、濃重的色彩一樣，陝西作家的作品帶有一股強烈的泥土氣息。在駕馭農村題材和革命鬥爭曆史題材上，有較豐厚的生活積累，作品的內容，實實在在，較少浮泛虛假的東西。但涉及的生活麵又不夠開闊，即使上述提到的兩類題材，所反映生活的多種側麵及其聯結、相互作用上，有時也顯得局促、拘謹。二、描寫樸實，有時又未能脫俗。陝西作家絕大多數的作品，對生活和人物的描寫，都較為樸實，但又有缺乏提煉和概括的毛病。從曆史的縱深發展，從現實的廣闊場景，從各個生活麵的整體聯結上去思索、把握和開掘素材，思力和筆力有時都顯得不足。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人物所處的典型環境的描寫，注意不夠；對人物性格中所包容或可能包容的社會內涵及其深刻性、複雜性未能充分予以顯示。生活的真實，還不能更好地升華為藝術的真實。三、藝術表現上特點鮮明，但又欠兼收並蓄。陝西的作家，從總體來看，崇尚革命的現實主義，並付諸創作實踐。當然，也有例外，如賈平凹。他的小說和散文，從思想到藝術表現，都呈現出一種多元素的複合體的現象，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尚需改進和完善之處。我覺得，陝西的作家在以現實主義為主體的創作方法之外，可以而且應該允許和提倡各種各樣的藝術探求。即便是現實主義本身，也需要借鑒其他藝術形式、風格和流派之長，來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與陝西相鄰的甘肅，我感到在這方麵要開放一些，明智一些，活躍一些，盡管它有過失誤。陝西在舉行單個作家作品討論會的基礎上，是否可以召開一個全國性的關於陝西作家創作的綜合討論會，我想，這對於進一步推動陝西的文學創作，是有益的。
我曾有幸參加了兩屆《文藝報》中篇小說讀書會及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的預選工作。這裏，我想結合中篇創作的發展，談談有關提高小說創作質量的兩個問題。
抒寫曆史是為了現在和未來
現在是從過去走過來的。未來是過去和現在的發展。真善美、假惡醜，都一起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也許，由於我國政治生活的特殊曆程，尤其是經過十年浩劫，陰影是不可能一下子從人們的心靈中抹去的。尤其是那些靈魂中帶血的呻吟和呐喊，還會在一個長時期內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這也就是這類題材的作品，至今仍在我們的創作中占有一定比例的根本原因所在。悲劇在過去發生，也可能在現在和將來發生。因之，認為悲劇的曆史不能反映，顯然是庸人之見，是違背整整一個時代的人們的感情和心理的。它的優秀之作，仍具有移人心誌，感人至奮的思想力量。“茅盾文學獎”的六部獲獎作品，就有四部是從各個不同側麵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這是有相當說服力的一個事實。
可以預見，這類題材的作品今後還會出現，雖然它不可能是大量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占了我們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幾近三分之一的曆史，但是，迄今為止，仍沒有出現一部正麵反映這場悲劇的史詩式的恢宏之作。現在需要探討的是，這類題材的創作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新的情況？如何認識它，才有利於創作上新的突破？
一些作家，由於其特殊的坎坷經曆，對付出沉重代價的曆史，有著豐富、深厚的生活積累、思想積累和感情積累。當他們重新握筆時，首先是以這方麵題材的力作，震撼廣大讀者心靈的。當這方麵的生活庫存越來越少，而對流動、變化著的現實生活的感應和把握尚不足時，他們的創作確實麵臨一個“十字路口”。其中，一部分作家較快地將他的目光由曆史轉向現實，或在現實的描寫中深化曆史。另一部分作家，仍然依賴於搜索枯竭了的記憶庫存，作品越來越缺乏生活的內涵，像是一個蒼白無力的病人；有的作家，甚至把自己的某些經曆，重複安排在不同作品的不同人物身上；有的將同類曆史題材、故事、人物命運，乃至某些重要細節，抹上一層地方風情，以至變成現實生活的拚貼畫；有的將自己筆下的人物羈絆在苦難的深淵，而向宗教、向西方“自由”求救；有的把一定的社會曆史現象，單純地歸結為某些個人的行為，用壓抑和犧牲正常的人性、人情、人道的要求，來人為地把人物推向心靈的高峰。當然，更為嚴重的，是粗疏地、簡單地描摹悲劇曆史。
為了克服這種種不正常的創作現象，我以為至少在兩個方麵應予注意——
一是目的要明確。寫曆史，是為了現在和未來，而絕不是為寫曆史而寫曆史。這裏，起作用的首先是作家非常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以及高度的美學追求和信仰的力量。在中篇創作中，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在這方麵的成就，可以說，至今仍無一部作品超越它。它不隻是經濟困難時期最初年代那段荒誕曆史的藝術再現，而且對於幫助我們認識三十年來所走過的道路，都有著極其重要極其深刻的思想價值。作家在這個作品獲獎後寫的《作家小傳》中，有一段話耐人尋味：“……我並沒因屢受‘左’的打擊而認清‘左’的實質和危害；相反，我卻一貫虔誠地接受批判，誠惶誠恐地清算自己，終於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新聞工作中跟上了這一‘大革命’的‘曆史步伐’，不幸犯了不折不扣的‘左’的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想、政治路線，使我有可能對自己的錯誤和以往的曲折經曆進行重新認識和思考。《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就是對過去的一段曆史進行重新認識和思考的產物。”這裏，作家對曆史的思索和描寫，是從現實的教益中汲取思想養料的，且注進了深切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成分。文學界現在在議論文學的時代性和永恒性的關係問題。我以為，像《犯人李銅鍾的故事》這樣的作品，既是屬於一定時代的，屬於現在的，也是有生命力，屬於未來的。它將留在文學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