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觀音和嫩嫩的綠茶不同，是一種可以高度熱水衝泡的半發酵茶。我每天晚上工作完畢就會用廚房的熱水泡上一杯濃濃的鐵觀音茶細細品嚐。各自忙碌於工作的記者們經常是房門大開的。和我同房間的淄博記者李群又是個願意交往朋友的年輕人，我房間的茶葉香氣很快就引起賓館記者們的注意：那個年代，記者們出國訪問帶最多的是方便麵，茶葉屬於奢侈品的，更何況由總給我的鐵觀音茶葉是檔次很高的茶葉！
於是開始是《解放日報》的一位“老茶客”多次尋找借口到我房間來“蹭”幾杯茶喝，後來是大家打賭往往把結果定為“到老尹房間喝好茶！”再後來是所有人晚上想喝茶就到我房間來”串門”，再後來是晚上大家形成了習慣：“每天晚上到老尹房間聚聚”——當然話題都是各自當天的報道感想和明天的報道計劃探討了……
我就這樣很輕巧地進入了中國晚報體育的“圈子”當中而且成為了大家“宵夜茶引”的“招集人”和“主持人”了。
我到現在都感謝我的老朋友由總。
7.初識許海峰
第一次認識許海峰是在韓國昌原的國家射擊場：那天我和淄博的李群結伴去了昌原：他是因為淄博的杜麗——兩年後這個姑娘在雅典為中國拿下了奧運會第一塊金牌，我是為了煙台的姑娘魏寧。
但是因為魏寧的成績沒有發揮出來，我那天的寫作對象改成了許海峰——這個中國體育記者不可能不采訪的“中國奧運金牌零突破者”。
比賽時許海峰在場邊上很嚴肅表情很凝重的樣子，但到我去采訪他的時候他已經是笑容滿麵了。他自己說是因為中國記者來采訪我了麼：“國外相逢中國記者確實很親”，但我知道這個洛杉磯奧運會時以很淳樸的安徽供銷社職工身份亮相的“總教頭”現在果然很會說話了：他是為中國取得的18塊金牌高興，更為中國的男女氣步槍團體成績高興：那天中國運動員特牛：兩個成績都比悉尼奧運會的冠軍成績高而且打破了世界記錄！
所以許海峰邀請我和李群在他們專用飯桌上“一同用餐”時我倆還是有點兒“受寵若驚”：能在這樣的氛圍中采訪讓多少記者羨慕呢！
稿子發回《煙台晚報》在2002年10月6日的版麵上刊登了。我對許海峰的良好印象也一直“留”了下來。
誰也沒想到，轉年來我和許海峰又在煙台相逢了，不僅相逢了我們還一起到招遠去“掘金”了，不僅“掘金”成功我們還在又轉年的雅典奧運會上進行了成功的“遠程合作”！
因為煙台的體育讀者們都知道我采訪過許海峰，所以2003年許海峰要率領中國射擊隊到煙台備戰雅典奧運會的消息傳開後，我的朋友們要和許海峰聯係都找到我了。但是我當年已經到煙台日報傳媒集團的報捷文化傳播公司公司工作了，所以相關的采訪我並沒有去擾亂年輕的專業記者們。於是許海峰和他的中國射擊隊的報道中一直也沒有出現我的名字。但忽然有一天——
我和許海峰加他的愛徒陶璐娜一起乘坐了加長的大轎車出發到招遠去！
原來煙台一位做服裝生意的豪爽巾幗於紅，因為父親和中國射擊隊領隊以前是戰友的緣故，對中國射擊隊在煙台的生活頗有照顧。這次是去招遠參觀金城博物館。說到煙台的朋友提到了我的名字許海峰大樂：“那是我的老相識了我在韓國還請過他的客呢！”於是朋友趕緊把我召喚了來一同去招遠參觀。
窗外是藍天白雲和綠樹，車內是隨意的交談，我趁機對倆人進行了大量的背景采訪——這讓我2004年寫雅典奧運會長篇報道《大話雅典》留下了大量的珍貴的獨家資料。這讓我那天的招遠之行頗為愜意。
更愜意的是招遠的市委市府領導：他們開始並不知道“中國奧運金牌第一人”和他的奧運冠軍愛徒們要到招遠去。在車上的閑談中我得知了招遠的邀請方是招遠某個部門的時候，當即在車上給當時的招遠市委書記劉為群通了電話，於是到招遠的時候接待的規格猛然提高了：招遠市委書記劉為群和常務副市長李明——後來他成為了團市委書記也成了我的“誌願者工作主要領導”——帶領招遠各方領導熱情接待了許海峰一行。我那次招遠之行的隨機應變和場合調度的講究，給各級領導尤其是李明副市長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李明書記給煙台團市委的中層幹部們吩咐了一句“著名語錄”：“有什麼困難需要幫助解決的就去找尹浩洋，他肯定有辦法！”
那次於紅用招遠的黃金贈送給了中國射擊隊40多枚5～6克的鑲嵌五環標誌的純金獎牌，讓中國射擊隊永遠記住這了煙台記住了招遠的同時，也讓其他項目的國家隊教練隊員們羨慕不已：畢竟是在奧運會前半年多的時間裏發生的有奧運會標誌特許的贈送呢！
至於後來我和許海峰的“遠程合作”，2004年《今晨6點》的雅典奧運會專版《大話西遊》(雅典版)中已經全部披露了。
8.攝像手機的快樂
和別人討論“中國現在究竟強盛不強盛”的問題時，我一般都是舉出國采訪的兩個例子。一個是歐洲的高速列車我們回國後不久就出現在中國鐵路上，另外一個就是“手機攝影”。
2002年10月在韓國釜山第一次看到手機可以拍攝照片的時候，所有國內去的記者們都驚呆了：手機竟然可以拍攝這樣清楚的畫麵？
是韓國的三星公司在亞運會的新聞中心給各國記者們免費拍照。記者們不僅可以在手機中清晰看到了自己的人頭像，而且還被殷勤地招呼著服務：“請把你的妹兒地址留下，我們會給你們逐個寄送到你們的供職單位！”
回國後我就讚揚韓國現在的技術發達，手機都可以照相！朋友們都不相信，說你拿證據來看看。我等待了半年多，也沒等到韓國三星公司的“妹兒發送”，於是朋友們好一個嘲笑我。後來明白了大概這也就是人家大公司在特意收集我們這些國內外記者的聯係方式的方式而已。
但很快地，煙台就出現了可以拍攝照片的手機！2003年長島2·22海難發生的時候，為什麼中國聯通的宣傳開始占盡了上風？就是因為海難現場正好有他們的工作人員去推銷可以拍照的手機！聯通的人用當時很稀罕的手機拍攝的畫麵也是第一次出現在《煙台晚報》上：雖然不清晰但是很有現場感。可惜的是後來聯通人誇張了宣傳，說當時現場除了他們沒有任何通訊手段保障搶救。這深深地傷害了搶救指揮部的人馬。於是後來被中國移動“四量撥千斤”地徹底扭轉了宣傳風向。
我記得我的第一個可以拍攝照片的手機是N8牌子的：雖然貴了點兒售價6800元，但我還是高興地拿著它到處給朋友們顯擺：怎麼樣？我沒撒謊對不？手機確實可以拍攝照片的！
於是我很為中國自豪：不管是什麼先進技術，國外出現了不到半年一年，咱們中國的老百姓肯定也能使用上！
9.幸運從煙台的準備開始
機遇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德國行之後之這話讓我倍加相信。
我在德國的采訪基本是走哪裏哪裏暢通無阻。因為德國的所有采訪城市中，我都能受到熱情的接待。後期甚至專門有記者團的記者跟隨我一同行動：因為他們都知道了一個“鐵規律”：跟著我，不僅采訪暢通，而且一定有正宗的中國飯菜享用！
那是因為我去德國前就幸運地結識了德國的“山東同鄉會會長”隋青波。
而我的幸運，其實要從煙台的采訪準備算起：是煙台的僑辦主任張和平介紹我認識了隋青波。
拿到了去德國的簽證之後，我就找到多年幫助我的張和平主任：“我要到德國采訪世界杯了。第一你有什麼要囑托我的，第二我希望能借助老哥聯絡上德國的華僑的關係：到時候說不定需要很多現場的幫助呢！”
張主任爽快地給我留下了隋青波的中國德國的兩套手機聯係號碼。我後來才知道這些號碼對我的德國采訪意味著何等重要的關係！
我首先撥打隋會長的國內電話，幸運的是隋會長正好在國內青島。說起是張和平主任介紹的朋友，隋會長非常熱情，當即商議了到德國後如何跟他聯絡，如何幫助我在德國采訪的事情。
到了德國後，我第一時間趕到了隋會長在漢堡的別墅。雖然是初次見麵，但我們相談甚歡。隋會長把我在德國要去的13個城市的名單羅列了下來後，逐個城市給我開列了“全德山東同鄉會副會長”的名單和聯係方法——他們是每個大城市都有副會長的。等我拿到了名單後隋會長還是不放心，幹脆挨個給副會長們打起了電話：“某某呢！我山東來了個煙台老鄉，既是煙台張主任的朋友，又是咱們中國的記者，要去你們城市采訪世界杯了。到了後可要給我好好招待呢！”
這以後不僅是以後德國各個城市會長們的殷勤招待，《華商報》集團總裁修海濤也是隋會長介紹認識的；有了修總，我采訪施拉普納的德語翻譯簡直是如有神助。也是修會長介紹認識的漢諾威的副會長遲堅博士邀請了我和我要好的記者同行去他家裏做客采摘大櫻桃吃烤肉，讓其他沒有到過德國人家庭的中國記者歎羨不已。可以這樣說，在德國，中國記者公認的“《煙台晚報》尹哥神通廣大”，完全是隋會長和他的朋友給我的。
而這個幸運，是從煙台的準備開始的。
10.機遇因“勤快一點兒”獲得
采訪施拉普納，是我德國行中的一大“亮點”，而這個“亮點”，其實就在於當時自己的意念上勤奮一點還是懶惰一點。如果我當時懶惰了點兒，“機遇”就根本不會同我“相逢”：事後了解內情的人說過，其實那個“采訪機遇”發生的可能性大概億分之一都達不到！
確實是，在德國慕尼黑的一個啤酒館，兩個中國人相逢而且有了後來的重大故事的發生。這個概率真的太少太少了。
就是當時采訪過程中我的“再勤快一點點兒”的意識，促發了我成功采訪施納普納。
6月10日在慕尼黑安聯球場德國對哥斯達黎加的首場比賽是當地時間下午5點開始的。比賽結束的時間是我煙台同行們淩晨熟睡不工作的時候了——世界杯期間《煙台晚報》的哥們們是淩晨4點上班開始編輯工作的。我不用著急往煙台傳稿。於是我在德國的夜色中動起了念頭：到了慕尼黑了，怎麼能不去聞名於世的當年希特勒發動政變的“慕尼黑HB啤酒館”看看？
一個理智的聲音告訴我，慕尼黑離我居住的德國北方城市漢諾威有700多公裏的距離，我應當早日上火車回去。但另外一個聲音誘惑我：“稍微勤快一點點就可以的：因為德國火車上有充電器可以火車上用筆記本寫稿傳稿的。不然以後說不定就再沒機會了！”
我終於被“再勤快一點點”的意念征服了。出了安聯球場我就奔地鐵去了。
真是萬分萬分的巧合：在地鐵月台上打聽路途的時候，我恰巧遇到了兩個中國麵孔，聽說我是要到HB啤酒館，倆人也豪爽：“我們也正好要去！一起走好了！”
路上交談，知道倆人一個是在科隆體育學院留學的王冰，一個是在慕尼黑學習建築的劉巒。而他們知道了我是中國的記者專門來采訪世界杯的，倆人大笑：“知道麼？我們現在的身份是中國足協德國訪問團的陪同翻譯！”
天！所有中國記者都在尋找這個神秘的足協代表團：找到他們的中的任何一個都能抓到重大新聞：甚至他們麵對記者專業提問的某個特有的表情都可以發出爆炸性的新聞。我就這樣幸福地遇到了最了解內情的人了？
不懂新聞專業的兩個“偶遇”的朋友告訴了這些天陪同的行程，而且聽說我想采訪出現在行程中的“施大爺”的時候，還把“施大爺”的最新手機電話號碼給了我。後來采訪施拉普納的時候他一再追問：“我的號碼就是因為要避開世界杯期間記者的頻繁采訪才更換的，你怎麼會知道這樣快？”
誰不說我真是遇到了“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呢？！
那天最後交錢的時候雖然花費了我個人的將近三百歐元——HB的一杯啤酒售價10歐元呢，但我心裏一直在高呼“萬歲”——
沒有那個“再勤快一點點”的意念，我怎麼會遇到這樣巧合的機遇？！
11.采訪“施大爺”——準備
我並沒有當時就貿然采訪施拉普納：對於這個可以挖掘出很多新聞資源的對象，貿然出戰很可能會浪費重大資源。我需要準備。
在後方的晚報領導確認了施拉普納確實屬於“重點采訪對象”後，我首先在網絡上尋找出了所有能找到的施拉普納的早期資料，然後對我熟悉的德國華僑們了解德國進行個人專訪的“規矩和忌諱”，最後我和英語德語都很流暢的德國《華商報》集團總裁修海濤提出了聯合采訪的要求：他也希望不錯過這樣的采訪機會，而我可以如有神助地找到最好的采訪翻譯。在最後寫出了長達3頁紙的20多個采訪提綱後，我針對德國人的風俗甚至給施拉普納準備好了贈與他的中國禮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