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漢城機場的手機效應
我第一次出國采訪是2002年夏秋之交到韓國采訪那年的釜山亞運會。
第一天在海外落地，我就發回來一篇讓讚助方高興的稿件：在韓國首都漢城的機場上，沒有準備的記者的手機全都不能使用了。唯有提前在煙台做好手機使用準備的我的手機“”大顯神通”。
這首先要感謝煙台移動的領導尤其是煙台移動公司我的好朋友劉誌康的努力：這個聰明得比“狐狸和猴子雜交品種都聰明”(朋友之間誇獎腦瓜靈活的玩笑語)的人，在我出發前的那些天裏，在移動公司領導支持下辦完了所有的手續，把我的手機調整成了“開通國際通話”“在韓國可以自由移動使用”的“萬能手機”——當然，常駐煙台的上萬名韓國人和經常到韓國旅遊的中國遊客，是我“得力措施”的外在大背景；此前那年春天發生的“2·22”海難事件中我對煙台移動“廣告宣傳大逆轉”的絕對支持是內在的小背景。
於是在青島媒介朋友過分依靠電台支持的情景中，在其他省份媒介沒有煙台“得地獨厚”的移動政策措施支持的情景中，在韓國的漢城機場，我的手機成為了“中國晚報記者團”裏唯一可以當場使用的“萬能手機”：需要國內單位補充手續才能辦理國際通話業務的記者們紛紛找到了我，我在眾人的包圍中完成了我的第一篇“韓國紀行”稿件。
漢城機場的“手機效應”，讓我這個首次參加境外體育次采訪的人很快獲得了晚報記者團同事們的青睞——這在我以後的采訪中節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也讓我開始交往了眾多全國體育記者中的精英們。
煙台移動的朋友們看到我把移動的“國際通話”功能表述得如此“先鋒、突出、有趣”，當然更是高興得不得了。劉誌康當天就把國際電話打了過來：“公司領導說支持你可勁使用電話：費用不夠我們可以後續支援！”
那個熱線手機後來真是發揮了不少作用。後來中國男籃在最終決賽中被韓國男籃大逆轉時，煙台的籃球球迷們在手機中對我長篇大論地痛罵教練王非。我當時真不敢提醒球迷“這是國際電話，節省點兒！”
煙台移動讓我這個第一次參加體育比賽出國訪問的記者，腰杆硬了不少呢！
2.采訪煙台金牌運動員的“絕招”
在釜山亞運會采訪的時候，不管有多少記者“圍攻”，不管有多少道“防守線”攔截，隻要是煙台籍運動員獲得獎牌，我保證能讓運動員第一時間到我身邊來：這讓很多記者們羨慕。
我的絕招是手裏的手機。
出國采訪前，我們做好了精細的準備：把煙台籍運動員的家庭電話號碼全都收集齊全了。然後比賽當天派出煙台記者到運動員家裏去。有現場電視直播更好，沒有直播就隨時向我打探消息。然後等比賽將近完成，我就把電話直接打到了運動員的家裏和運動員父母們聊些比賽現場的情況等待著運動員。
然後對著運動員一聲大嚷”唐功紅(劉春紅)，你媽媽等你的電話呢！”
哪個運動員此時不驚喜地跑到我這個記者身邊？！電話完了後這個采訪能不順利？
3.臨時采訪證到領事館唯一邀請記者
由於一些現在也不能說的理由，倉促間我到韓國采訪的時候辦的是臨時采訪證。
臨時采訪證很多毛病：第一要每天到新聞中心更換，第二搭乘地鐵等要交費，第三進入比賽場館還要買票，第四不能享受正式記者證件的其他優惠待遇：這些的經濟方麵晚報是能承擔起的，但給采訪帶來了巨大的障礙是我不能忍受的。
和我一起“享用”臨時記者證的是不少中小城市的記者。和我同住一個房間淄博的李群也是“臨時”。我鼓動他怎樣“操持”一個正式記者證，他說不可能。因為比賽已經開始了，組委會不會再辦理新的正式記者證了。
我不信邪，在屢屢到新聞中心的更換證件處“妙語巧言”地“軟化”了幾個會說漢語的韓國年輕大學生後，她們給我提供了重要信息：找中國駐韓國的大使館或者領事館！隻要他們開出證明，重視韓中關係的韓國方麵會給“中國官員”“麵子”的！
我大喜，馬上國內電話找到煙台三水公司的魏蘭軍請她幫忙——她在韓國有很多朋友，應當絕對能找到中國駐韓國釜山領事館官員的。
快人快語的魏總辦事確實利索，第二天一個陌生人的電話就響了起來：“我是漢城的陳培樹，魏總說你需要辦理記者證？……”這一天，陳先生漢城、釜山兩頭忙活地為我們聯係溝通各種渠道，終於定好了到釜山中國領事館辦證的事情。第二天到中國領事館遠遠地看到鮮豔的五星紅旗時，我忽然有了到家的感覺！而薛允剛領事親切的笑容、隨和的態度和極快捷的辦事速度，更讓我感覺到了特別的溫暖。薛領事不僅親自幫助我辦好了正式的記者證，而且還幫助我采訪了焦總領事及僑民、新聞、經濟諸領事：我對他們的采訪大大豐富了我在亞運會上的活動。
總領事很爽快地開出了證明，我興高采烈地直奔亞運會新聞中心補證的地方……
沒有告訴其他“臨時”的哥們們——一是不想欠總領事的更多“人情”，再者也確實有不想增加“競爭對手”的私心考慮，我成為了那天“中國晚報記者團”中最高興的記者。
正式的記者證不僅讓我給自己的報社節省了大量的費用——乘坐地鐵4元一次的費用好說，動輒幾十萬韓元的“門票費用”可是不能節省的。那以後我就更加如魚得水地自由穿梭於各個比賽城市之間和場館之間了。
更讓我們高興的是：由於是總領事親自給我們辦理的證件，亞運會後期中國領事館舉行盛大的答謝晚宴時，除了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到場，我是文字記者中唯一一個接到總領事邀請的記者：在那樣的場合，你可以完成對任何一個體育代表團官員——包括當時的團長袁偉民、新聞發言人何慧嫻和所有著名運動員！
我後來經常用這個事例來說明“人脈”的重要性：事出偶然又帶有必然：誰料到我煙台交往的好朋友能在韓國給我提供那樣巨大而效果明顯的幫助？！
4.我搭起的橋梁和領事的讚揚
由於辦理了正式的記者證，我對中國領事館充滿了感激；但很快，中國領事館的所有官員們也都對我充滿了感激。
因為我不僅成功地進入了以前人們不易進入的“釜山華僑圈子”，而且成功地在中韓之間搭起了華僑尤其是青年華僑同煙台的“感情橋經濟橋”。
去辦證的時候，我看到了中國領事館大廳中的一座落地鍾。看署名是“釜山青年聯誼會”。我因為自己的“煙台青聯副秘書長、山東省青聯委員”的身分而倍感興趣便詢問了起來。總領事介紹說，這個組織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一般——中韓建交前這個組織的正式名稱是“韓國釜山反共救國三青團聯誼會”，組織成員大多還是願意手持“中華民國”護照的：現在中韓正式建交了，很多現實問題使他們不得不與中國領事館盡量搞好關係，但是和大陸方麵的來往還是比較謹慎的。
雖然我們一貫有“外事無小事”的說法，但是我還是表現了強烈的交往興趣：我以普通記者的身份采訪采訪他們是可以的吧？因為我聽總領事介紹說，釜山這個城市的華僑90%以上是山東人，而山東華僑中90%以上是膠東人：我一定可以采訪出故事甚至做出些擴大兩地青年交往的事情。
領事謹慎地把“釜山青年聯誼會”會長的名字和手機號碼給了我。我的第一個電話讓對方沉吟了許久，但在我膠東鄉音、記者身份的一再要求下，他終於答應了和我見麵。
沒想到見麵後我們很快有了兩個“重大突破”：第一是會長邀請我們去他家裏做客！總領事高興地對我說，“別說你記者，就是我們經常參加對外交流活動這些人，一般都接受不到家中做客的待遇：他們很少邀請人到自己家中做客更別說是大陸方麵的記者！”
讓總領事和領事館更多人驚奇的是，因為陪同到家中做客有了更多的交流，釜山的“山東文登同鄉會”的幾個會長們也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桃園會”！領事大為驚詫：“我到這裏幾年了，還沒有接受過這樣的邀請呢——他們真拿你當成自己人了！”
能不拿我當自己人麼？我用我當年下鄉學會並熟練使用的文登口音，和他們親切地攀談著鄉情、友情、中韓交流的事情；我拿出我正好沒使用完的鐵觀音茶同他們共享，他們也拿出他們珍藏的山東的“孔府家酒”和我暢飲；我用我多年記者積累的膠東發展現狀回答著他們的疑問，他們用現在交流的疑惑和對未來的期望開拓著我嶄新的思路——
我和韓國釜山的華僑尤其是華僑中的年輕人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02年10月我回到煙台後，當年春節前夕釜山華僑就專門組團來到了煙台——現在，釜山青年聯誼會的朋友們每年都和我們煙台青聯有至少一次雙向的互訪。
不管將來這個交流有沒有我參加了我都非常高興：因為是我搭建起了這個活動的橋梁。
5.萊州中華武校的“十七萬元小宴”
17萬元請客隻能說是“小宴”：這也是在韓國發生的事情。
當年到韓國采訪亞運會的很多記者都記得煙台的萊州中華武校。因為這個17萬元的“小宴”就是校長李明治操辦的。
雖然在釜山的生活很熱鬧，雖然開始第一個周吃韓國飯也很新鮮，雖然采訪中遇到了很多讓記者難以忘懷的事情，雖然采訪中也結識了很多新朋友，但是第一個周過後，新鮮感很快就消失了。水土不服的記者們很快便開始成群結隊地到住宿的賓館地下室的超市去購物——自己做飯吃。結果那天還是照例在超市購物卻遇到了驚喜：被人從背後忽然緊緊抱住而且同時聽到了極為熟悉的萊州鄉音：“尹大記者！你也住在這裏？！”
是早就熟悉的萊州中華武校校長李明治。我們倆不僅是體育新聞采訪中的朋友，而且是青聯中的好朋友。人說“人生四大得意之事”中便有“他鄉遇故知”。在這裏遇到了故知當然我們非常高興——有意思的是，我們馬上幫助李校長做起了“思想工作”李校長也更高興。於是有了後來我們眾多體育記者同李校長“17萬元小宴”的“更加高興”。
原來參加本次亞運會武術比賽開幕式的有萊州的幾個老人：他們在表演中扮演德高望重的中國武術前輩。也許是他們把眼中的身份同現實中混淆了，也許是他們確實不了解韓國人的生活習俗，來到五星級的大酒店他們生氣了：因為韓國人並沒有給他們提供舒適的大床而是讓他們直接睡到了地上！
我給幾個老人解釋了韓國的民俗後，又把他們領到了我們記者居住的房間——也是席地而臥。我又把他們領到了中央電視台的體育記者寧辛等人的房間去看，同樣都是席地而臥。於是老人們高興了——原來韓國人沒有瞧不起他們萊州的中華武校！
亞運會武術開幕式後，一身輕鬆的李明治校長把我們幾個華東的記者請到了著名的海雲台，請我們吃燒烤。結果一個大螃蟹要2萬元，一瓶韓國清酒要2000元，一碗韓國拉麵要500元——
當然是韓元。我記得那年韓元對人民幣的比率是1萬元韓幣兌換71元人民。也就是說，韓國人17萬元的小吃，也就是我們1200多元錢的宴請：大賽期間名貴景點6個人吃飯喝酒，這花費大概也不能稱之為“小宴”了。
但李校長很不好意思：他說，用煙台人的講究來說，這就是小招待。等各位記者朋友們到中國去，到煙台去，他請我們吃萊州灣的梭子蟹，一個也不止這個價錢！
第二年李校長要參加全省十佳青年競選，結果幾次報送的材料都不過關。市青聯秘書長林一對我說了情況後要我“從記者的角度看看怎樣才能寫出有份量的情況介紹”。我看了前麵的材料，立足點都是從民間辦學的角度講的。我因為有了親身經曆便給他改變了思路：亞洲曆史上從來沒有亞運會的比賽單項開幕式上邀請外國表演隊伍表演的！萊州中華武校是給中國增光添彩了！
李校長果然高票當選那年的“山東省十佳青年”的榮譽稱號！
6.由總給中國記者的“茶葉快樂”
很多事情，是由很多人完全可以疏忽的細節決定勝負。而很多小小的道具，用得好會大放異彩。
我雖然喜歡體育新聞，但畢竟以前我不是體育記者，所以決定我出國采訪的時候，很多人擔心我會進入不了體育記者的圈子：那是中國記者群當中最沒有競爭也最有競爭的記者圈子。說沒有競爭，是因為各家的體育記者都是各地的新聞媒介單位彼此之間沒有地域競爭；說最有競爭，是因為體育圈子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是記者們“排他性的獨家報道”才有新聞價值。但我在韓國很快進入了中國體育記者的圈子——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好朋友由總的茶葉：而這個茶葉，是我當初疏忽的結果！
出發韓國前，天津航道局煙台疏浚處的由總率領我們一幫煙台記者到大連采訪。旅途中他給了我很多小袋子包裝的鐵觀音茶，我全放到了我旅行箱中的夾層中。出發韓國的時候忘記把茶葉清理出來了，結果，60多小包茶葉就跟隨我到了亞運會上。結果，我的房間最後就成了“中國晚報記者采訪團宵夜議事廳”：因為大家都迷上了我的“宵夜煮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