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晚報不晚”怎麼來的
“晚報不晚”是當時主要市領導給我們報道速度的高度評價。這個評價的具體由來是因為日本擱淺船“壯陽丸”。
“壯陽丸”當年是煙台海中的一個“景觀”：好大的一艘船擱淺在崆硐島西邊的礁石間：在煙台海岸路上的行人稍微仔細些都能看到。它是因為來到煙台錨地後，當天晚上惡浪洶湧卷走了輪船，漂流擱淺了。致使購買方和接受方誰都不認帳。於是成為了“爛尾船”。船上有一些重油如果擴散開來會給煙台沿海的漁業養殖和海上交通造成威脅，於是張華福市長召集有關部門到“壯陽丸”上去召開現場會議。我跟隨著上船了。
如果不是海上采訪，如果沒有手機。這個采訪也就是一個普通報道。但那個手機還被稱謂“大哥大”的情況下，後麵發生的就是一段精彩的案例了。
當時購買一部“大哥大”大概需要6萬元。記得我去辦理《煙台晚報》5部“大哥大”一共是花了30萬元。除了總編各自配備了一部，總編辦公室預留了一部外，另外的就由我這個“常駐市委市政府記者”使用了。但是畢竟當時我們煙台日報社的領導們都沒有配備“大哥大”，所以我們使用起來“大哥大”是很隱蔽的：一般人是經常“手拿大哥大，大聲喊電話”，我正好相反：大家都記得當年“大哥大”的專用包上有個孔洞是手機天線外露的，我不僅不敢外露，還要把天線卸下來使用時再旋上。
所以當時煙台街頭上出現了很反常的現象：我經常騎在自行車上，手拿“大哥大”打電話——那個時代“大哥大”的使用者至少是要有自己的小轎車的。所以會有很多路人奇怪地注視著這個自行上打“大哥大”的年輕人……
上“壯陽丸”采訪之前，我就和報社領導商議好：如果今天上午的現場會議有好新聞可發，一定給留下版麵——我們當時的《煙台晚報》是中午印發的。
果然會議的新聞不錯，會議開完我當場寫好了稿件給張市長看完了後，就在船上的某個角落裏用“大哥大”給晚報的於華——她是當時《煙台晚報》少數幾個打字最快反應也敏捷的小姑娘——逐字“錄音速度”地發走了稿件。
我首先打聽了隨行會議的市府秘書長宮本勝，知道了下船後將要在芝罘島上的某個餃子館吃工作餐。然後我趕緊給“師傅”晚報副總編孫洪威“大哥大密謀”：讓晚報的一個精幹記者守候在印刷廠——當時報社印刷廠在我們現在報社大樓的一樓，等報紙一出來，用最快的速度將《煙台晚報》送到芝罘島的那個餃子館去！
刊登著當天上午現場會消息的散發著油墨香的《煙台晚報》把所有在場的領導們都震驚了：“晚報不晚！”從張華福市長嘴裏出來的讚歎得到了全體領導的共鳴。也是那天，我的“大哥大”正式亮相，也影響了不少煙台的局長們開始購買起了“大哥大”——當然，後麵的消息來源是我朋友當時煙台郵電局分管“大哥大”業務的分局長謝崗鬆說的。
2.“不當官”的故事
到現在為止，我和《煙台晚報》副總編於雲增相逢時都會互相來個“昵稱”：他用很重的萊州口音稱呼我“印宗(尹總)”，我同樣學習他萊州口音稱呼他“玉宗(於總)”。報社內知道內幕的人則笑我們“你倆就欺負人家老門吧！”
老門是當時報社的老記者門洪智。
這段典故同當時的《煙台科技報》有關，也造就了我的兩個“第一”：第一個是當時的市委宣傳部部長榮鳳剛說的，“從來還沒有人到我這裏來要求不當官！”第二個是報社總編王永福說的“你是第一個放著總編不幹偏偏要求幹普通記者的記者！”
忘了是哪年了——應當是“煙台日報社中華民國事件”那年不久的事情——因為我感覺到了我的“當官風波”同它有著某種聯係，《煙台科技報》正式進入了我們煙台日報社的序列。領導們想改變改變它的風格和經營，就開會商議了領導班子人選後分別找我們談話：“準備讓門洪智同誌擔任總編，於雲增和你擔任副總編。浩洋你要學習孫洪威在《煙台晚報》的策劃尤其是新聞策劃的榜樣，也努力搞好報紙的經營。幹出番成績來！”麵對領導的鼓勵，我卻有點兒誠惶誠恐起來：我是已經抱定主意不幹任何官員的了！
說實話，我曾經在報社的聘任大會上說過慷慨激昂的“演說”：“不想幹總編的記者不是好記者”，但現實麵前我很快地清醒了：當初煙台市長有意請我幹他的秘書時我就得到了“官場老手”的誠懇忠告：“浩洋你年齡小不懂得政治，你的才華將來會讓很多你的競爭對手對你出黑手，你的性格又屬於不拘小節，進官場你是肯定要吃虧的！”
在報社的時光裏我更加懂得了競爭的殘酷性。我從中學教學起就肯定了自己是“吃技術飯”的，隻要專業上不落人後就是好的。所以我在報社內部的競爭中，因為自己的“不入黨不想當幹部”的特色，躲避過了很多殘酷的競爭，報社內部的“小紙報”“小謠言”“大風波”之類的，我從來都是幸運地躲避在外。更何況，這次我的“被任命”，明顯是集團內部領導的“競爭”引起的呢？
我的晚報老總孫佑天是個政治上很敏銳業務上很出色的專業領導，晚報創刊後成績同他的個人風格有很大關係，但是就是這樣的人照樣可以引起另外的個別領導的其他想法：據說讓我到《煙台科技報》去幹副總編明裏是褒揚我，實際上是想對孫總來個“釜底抽薪”。難怪孫總聽說我要調離去幹副總編的消息後很惱怒：他以為我是想當官了，不願意再跟隨他幹“無名記者”。我們大家都得知消息的當天晚上，孫總招呼了另外的幾個孫總們給我“餞行”。說是“餞行”，場上的氛圍卻格外尷尬：因為一向拿我很隨意的孫總那天口口聲聲稱呼我“尹總”！
《煙台晚報》給了我那樣多的成績和榮譽，《煙台晚報》的人給了我那樣多的美好和快樂，我怎麼能輕易離開《煙台晚報》？！就在那天晚上，我徹底表明了“尹浩洋不想當官”的態度，也澄清了“尹浩洋因為《煙台晚報》沒給官當就想跳槽”的流言。
於是有了後來的“兩個第一”。我對報社領導表明“不想去幹《煙台科技報》副總編隻想好好幹《煙台晚報》的普通記者”，讓報社領導們除了孫佑天總編外都大感詫異——但我知道背後我也贏得了“尹浩洋真夠朋友義氣”“是個講情誼的好部下”的名聲。王永福總編一再拒絕我“報社黨委集體研究的結果不能更改”，我就利用采訪能經常接觸到市委領導的機會給市委領導吹風：“我的性格大大咧咧的，保證自己不出問題可以，真要幹總編出問題就大了”；我直接對榮鳳剛部長開玩笑，“你就不怕將來你這個分管領導承擔大責任？”榮部長確定了我確實是不想幹這個副總編後對我感歎：“把這樣的機會讓出去，你確實是比一般年輕記者更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浩洋你將來會生活輕鬆的。難得難得。”
王永福總編從榮部長那裏得到了“不願意幹就別勉強”的勸說後很生氣：“好樣的浩洋！你以後保證永遠不當官！”
我知道王總確實是對我很好，但我那次真的不想聽從他的安排。至於以後我又不當“首席記者”幹了別的什麼小小官員，那是2002年發生的傳奇故事要後來再講述的了 。
3.黨代會上的“振聾發聵”
做了晚報記者後第一次參加煙台市黨代會的報道——誰也沒想到我這個至今不是中共黨員的記者，卻和領導我參加專題報道的師傅孫洪威一起給那年的黨代會寫出了許多振聾發聵的報道。
因為我們的文章給黨代表也給晚報讀者更給煙台市民寫了些“誰都沒想過的話題”——而那些當年被某些領導都斥責為“異想天開”的話題很多到現在都成為了現實。
舉兩個例子，《山那邊好地方》，我們分析了煙台市區南北狹窄影響大發展的現實，提出了到煙台市區南麵尋求發展空間的設想。而後來煙台果真設立了“萊山區”。《假如有一條煙大輪渡》，我們分析了在渤海海峽間的大連煙台之間建設一條火車輪渡的戰略前景。而現在不僅這個設想已經成為了現實，“南橋北隧渤海大通道”的設想都將成為項目可能了。
當然，我們不是先知先覺：一切都因為我們既保留了的新聞敏感，我們又都熱愛我們這個城市。更關鍵的是，我們保持了和這個城市的最高領導者的良好溝通：而這個是當時的一般新聞記者沒有的——尤其是傳聞當時的煙台委、府兩個主要領導有些不和的大背景下，唯獨我們保持了相等平衡的“決策參與量”。比如說，我們和市委書記方麵通過“雙文明”建設活動保持了密切的直接聯係，而1993年新年伊始新任市長的第一篇“綱領性稿件”《建設國際性現代化開放城市》(後來改為“建設現代化國際性旅遊港口城市”)就是由和市長此前(在濱州采訪就)熟悉的我去擔綱寫就的——毫不猶豫地說，當時煙台幹部層麵許多人是憑借這篇文章來揣度新市長的執政理念的。而在市長此後舉行的一係列考察檢查工作中，他都要指名帶上我參加。由此我領略了新市長的更多設想。比如我們一起步行考察煙台大南山，讓我知道了市長的“山那邊好地方”的感歎；比如我們一起走馬“煙台八大組團未來”，讓我知道了市長把煙台港向西拓展到八角的意圖；比如我們一起到工廠去慰問調研，讓我明白了市長“騰龍落鳳”工程的構思；比如我們一起到日本“壯陽丸”沉船上實地現場調度，讓我明白了市政府對“藍色海洋”戰略宏圖的期待……
後來市長坦承他一直有想讓我跟隨他幹秘書的想法所以有段時間讓我“進入狀況頗深、密、廣”——雖然後來我婉言謝絕了領導的“不切實際的要求”——我連中共黨員都不是，怎麼能進入高層秘書圈子？但我還是很感謝市領導給我的厚愛：這讓我們保持了高度的正確的政治敏感。所以黨代會上我們《煙台晚報》的獨家文章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就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有意思的是：那次黨代會上我們還有別的“振聾發聵”——那是我新記者不懂規矩造成的“尷尬”。
黨代會的第一天報道，我們頭版上刊登了市委書記的大幅照片，第二天我們刊登了市委副書記、市長的大幅照片。照片是攝影記者選，我負責配發文字。第三天攝影記者感覺有兩個縣委書記在立交橋上的合影照片很好，就配發了。結果第三張照片引起了代表們的廣泛議論：因為其中一個是當時擬議中增選的市委常委，而另外一個恰好是選舉爭議中的另外一個縣市區書記。黨代會領導嚴厲批評了我們的不懂政治：“馬上要改選市委常委了，這個時候發誰的照片是有政治暗示意義的。快扭轉！”
怎麼扭轉？我們馬上緊急商議，最後確定趕緊刊登張絕對基層代表的照片以“暗示前刊發人物照片沒有引導選舉”之嫌疑。最後選擇基層書記時，正好黨代表中長島南隍城年輕的黨支部書記王成強是我們青聯的“熟悉朋友”，於是我馬上領著攝影記者給王成強拍攝了一張照片，第四天晚報在原來領導們配發圖片的位置上發表了“年輕的黨代表”圖片。於是風雲消散。
新記者確實是“兩頭都新”——黨代會上兩頭都“振聾發聵”讓大家看到了真實的我：也敏銳也糊塗的記者。
4.《英雄群體》的後來居上
1993年10月，《煙台晚報》連續報道了黃務年輕農民孫德文見義勇為光榮負傷的事跡。誰都沒想到，第一個寫這個題材的晚報攝影記者最後“吃虧”了：是他第一個發現的新聞素材，但更多更深厚的的新聞素材他沒深入報道下去。我的一點小策劃和一點小敏感竟然讓我這個年輕記者後來居上：我不僅用良好的新聞策劃將這個英雄在最大的範圍內廣泛宣傳，而且憑借著遲到但是更有意境的報道，讓我自己也獲得了當年全國法製好新聞一等獎！
10月14日《煙台晚報》報道了孫德文見義勇為的消息時，它還是一個小小的社會新聞——就連後來的晚報記者也在報紙上感歎“同時發生的兩個類似的社會新聞，孫德文成為熱點，另外一個形成了事實上的冷落……” 孫德文怎麼成為了“熱點”？完全是因為新聞刊登那天我和市長的一次偶談。
會議的地點是在毓璜頂賓館大會議室：這是那天策劃的一個重要因素——離毓璜頂醫院太近了新聞策劃才有可能成功。會議的內容則模糊了好像是為紀念煙台“地改市”10周年的新聞發布會。為表對“重大新聞”的重視我同當時《煙台晚報》很能幹的女記者楊芳一起去的——但後來我的注意力就完全轉移到了我策劃的“更重大新聞”上去了。
會議空隙我和市長張華福輕鬆愉快地聊起了“最近忙碌什麼”的話題，我就對市長彙報了我們當天晚報上刊登的孫德文見義勇為光榮負傷的新聞。看市長很感興趣的樣子我忽然靈機一動：“張市長，會議看樣子很快就完了。午飯前至少能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咱們一起到毓璜頂醫院去看望看望那個見義勇為的年輕人？你說要是市長親自去看望一個普通的見義勇為光榮負傷的農民，對於鼓動社會風氣推動精神文明建設該有多大的作用？！”市長笑，“市長親自去探望就能有那樣大的作用？”我更笑：“當然當然，首先對我來說就是重大新聞！”
市長當即和周圍的人說，“浩洋的提議是有道理的，要不咱們會後去醫院看看？”
我也顧不上再聽什麼會議通報了，馬上電話給晚報總編彙報了“市長要去醫院看望傷者”的消息，要求立即派出攝影記者在醫院提前等候——事實上市長到醫院的時候不僅是攝影記者在等候了，醫院領導們也提前在大門前等候了——畢竟市長要去探望！
我到現在還滿足我當時寫這篇圖片報道的文字的手法：我沒有簡單羅列跟隨市長去看望的領導名單，而是用“市長介紹給孫德文”的方式描述到“這是市委秘書長劉挺章，這是市府秘書長宮本勝，這是芝罘區區長張幸福，這是市公安局局長孫毅東，我們大家一起來看望你了…… 第二天見報的圖片消息報道確實讓孫德文成為了“煙台新聞人物”：一個學習英雄慰問英雄的高潮迅速掀起，年底孫德文在“煙台市十佳文明市民”的評選中也理所當然地榜上有名。
而我在市長探望孫德文時抓住的一句話讓我也收獲不小：市長慰問孫德文的時候，這個樸實的年輕人對市長說，“幸虧大家救我呢，我也謝謝大家了！”
市長代表大家去感謝英雄，而英雄感謝大家救了他？這裏麵一定有更新的信息更深的素材！送走了市長寫好了稿子我沒顧上回去吃飯就在病房開始采訪起來，於是孫德文受傷時和受傷後更廣闊背景下的情景一一展現了出來。下午我立即趕到了市郊采訪了現場的30多位“親身經曆者……
第二天這篇千多字的通訊《英雄的群體》在晚報頭版上刊發了。20多個真實人物名字的描寫敘述增強了文章的可信性，而文章中表現出的意境更讓“英雄群體”成為了煙台的社會主流。
後來這篇文章成為了當年“中國法製好新聞一等獎”。評委的評價是“在媒介普遍熱衷於凶殺色情暴力怪誕案件的大背景下，這篇文章用很短的篇幅、緊湊的結構、翔實的新聞要素，形象的描寫和表現了我們這個社會正義的力量，讓人感覺到煙台不愧‘平安城市’的風貌，也體現了輿論的正麵推動作用。”
那年的16個一等獎中，隻有我這個是來自下麵城市的晚報作者——其他都是《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國廣播電台、《法製日報等等的“大家”。後來擔任國家司法部長的山東省政法委書記吳愛英發獎的時候還讚歎：“《煙台晚報》真給咱山東省爭光了呢！”
5.兩次賑災晚會的策劃
1998年全國範圍內的抗洪賑災活動和2008年的全國性的抗震賑災活動都在我的生活當中引起了巨大的波瀾。
1998年那次的活動讓我“波瀾”了兩次：我們報業集團的老總見證了我的“文筆之快”，電視直播的“外行”讓電視台的朋友為我煩惱。
那次的抗洪賑災是全市的新聞媒介集體承擔責任的：策劃就交給了我的師傅孫洪威和我來完成。主持人是廣電局的兩個人和我們報業的兩個人，但是主持詞要求讓報社來寫。上午領導們在報社7樓開會時確定了直接讓我這個主持人來寫，下午再開會時我就把所有的主持詞交給了領導——那是飽含感情上串下聯把所有表演內容和賑災現場預計情況都寫上了的。集團老總事後經常對人感歎：“不到兩個小時！那可是5千多字呢！尹浩洋的確是快槍手快槍手！”
主持現場是令人感動的：當時煙台一共現場表示捐贈了兩千多萬元！但是這主持現場的忙亂讓下麵執掌直播鏡頭的哥們們直呼“亂套亂套拉！”
由於大家一致認定我的現場應變能力比較強，所以現場臨時出現的情況和程序都分在了我的職責範圍內。而臨時上場的眾多熱心人，現場導演不斷遞送上的捐贈單位和捐贈數目紙條的不斷增加，讓我這個主持人手中一把條子！於是我在台子上的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大。鏡頭最後根本跟不上我的走動節奏。電視台執掌主機位的老範不得不專門跑上台口囑咐我：“浩洋注意機位注意機位！”
我就是從那場活動中才明白：如此大活動中現場主持人的走動範圍不能過大過快，否則電視畫麵就會跳躍出掌控範圍，播放的質量就保證不了——現場直播更是如此！
2008年的抗震賑災更是波瀾四起。
“5.12大地震”後，準備舉辦抗震賑災晚會的單位多多，包括廣電局、文化局、民政局、團市委、總工會、市婦聯等等都有舉辦的意向。我們煙台日報傳媒集團也準備舉辦專門晚會。但最後市領導把舉辦這個晚會的重擔壓在了煙台團市委身上，團市委又把這個重擔壓在了我們幾個文化文藝新聞界的青聯委員們身上。於是確定了我和電視台主持人黃瑋負責主持環節，照例主持詞由我來撰寫。表演節目由苗誌萍、丁少茸組織。捐贈事務由團市委書記青聯主席青年企業家協會領導們戴龍成、宮海東、王浩、徐國旺等直接組織，青聯秘書長林一負責總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