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民大會堂裏副總編的惱怒
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給我的不光是快樂：也有衝突而且是我和頂頭上司的衝突。
當時煙台日報社的一個副總編看到我和部長們的交談很是惱火。采訪完了部長們我正高興呢他劈頭蓋臉把我好一個批評：“你眼裏有沒有領導？對部長們介紹這個是誰那個是誰怎麼偏偏不介紹我？”
我很無奈。
當時煙台電視台和煙台電台到北京采訪的兩個小姑娘都是我熟悉的記者朋友。說到采訪龍永圖和李肇星，倆女孩都有點兒怵意。倆人一商議就把話筒一起遞給了我：“尹哥你就幫我們一起采訪了吧。”
於是手裏同時伸出兩個采訪話筒的我采訪龍永圖和李肇星的開場就變成了介紹：“兩位部長好！我是《煙台晚報》記者，這位是煙台電視台記者某某，這位是煙台電台的記者某某：我們共同采訪部長們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確實感覺到我無可厚非：我們是聯合采訪當然要介紹我手裏的兩個話筒是怎麼回事。但是當時正好坐在我們身邊的日報副總編可能確實臉上“掛”不住了。於是招來了惱怒的他好一頓“你眼裏有沒有你的領導？！”之類的批評。
我那個鬱悶呢——新聞發布會上的“風光”和部長們的“推薦”之後竟然是這樣的大煞風景！
我是沒有解釋餘地的。總編批評完了也很惱怒地去對領導宣泄去了。
我到現在都對“總編的領導”感激萬分：當時的煙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潘玉耕對我總編的惱怒大不以為然。他說，人家尹浩洋是采訪是工作，不是講究下級禮節的場合，怎麼用專門介紹你？再說了，你個總編也就是縣團級，和人家部長級的人攀比什麼？
這是當時在場的宣傳部的朋友後來專門給我透露的的。“潘部長就是有水平！”我倆共同感歎說。
當然後來我的那位領導也釋然了。我們後來還有過很好的共同合作。
4.倆辦公室忙碌的記者和部長
說起讓我去APEC博覽會幹策劃部副部長，我晚報的總編孫佑天起初是很不願意的：“那要耽誤咱們報社多少事情？不去！”
後來孫總不僅同意了，而且得意了：因為我在那個位置上對於宣傳APEC博覽會太給力了！
因為煙台市委市政府對APEC博覽會太重視了，要求各個宣傳部門大力宣傳。落實到《煙台晚報》當時就是專門開辟了《APEC博覽會》專欄。而這個專欄因為我的位置立馬就成了最新鮮最權威的：因為我就是最了解內情和信息的APEC博覽會組委會的官員！
開始不同意我去幹部長的孫總給自己一個很好解釋的理由：反正(APEC博覽會組委會所在的)綺麗大廈和咱報社不遠也就是一百米的距離，浩洋就當是鍛煉身體兩頭辦公就是了！
於是我那段時間就成了倆辦公室忙碌的記者和部長了。
晚報那時候是下午出報紙，所以大家都是清晨7點就上班了。我們這些比較勤奮的晚報記者們都養成了清晨四五點鍾就要起床寫當日稿件的習慣——我奇山周圍的鄰居們甚至習慣了我家陽台燈光最早的亮起——一個朋友後來很感慨地對我透露他父親對他的教誨：“都說尹浩洋晚報上發表的稿件多，誰知道人家背後的勤奮？你看看他家的陽台燈光五冬六夏的哪天不是最早點亮的？！”
那個時候我的生活規律基本全改了：淩晨4點我陽台的燈光一定是亮了。我要比以前提前一個小時起床寫稿。忙碌的淩晨，繁忙的上午，應酬的中午，奔波的下午，應酬的晚上……我每天不僅上班時間都在北馬路上兩個辦公室之間“輾轉辦公”，下班後的所有空間也給了APEC博覽會和晚報的工作：分不清公事和私事分不清是部長還是記者編輯。
但是忙碌是快樂的。因為市領導要求大力宣傳APEC博覽會，我的“兩個辦公室的忙碌”最後變成了我的工作快樂也變成了我的生活快樂。因為幹上了APEC博覽會策劃部副部長，因為天天要參加組委會的會議，因為對所有有關消息的“第一時間知曉”，因為新聞記者的敏感性，因為我願意把所有工作變成一種生活的快樂……我忽然成為了所有煙台記者中消息最靈通的人。這給後來宣傳APEC博覽會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也最大限度地賦予了我們《煙台晚報》專門報道的獨家性。這在後來的新聞競爭中竟然成了我們晚報的“一大利器”！
組委會裏熟悉的朋友們後來多少年簡稱我“尹部長”我就不好意思說“別！別！我是被領導強行安排的。”後來單位領導讓我再去給年輕人幫忙做煙台日報傳媒集團策劃部副部長的時候我就想笑：怎麼又是“被”策劃部副部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