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範市長的機票
煙台民航安檢站站長王文女兒結婚是我去主持的——雖然我很少出麵主持私人婚禮了。
我們確實是交接多年的老朋友了。因為他，我意外地給了新任的副市長一個意外的驚喜，而這驚喜，又讓我確實得罪了一些人。
已經從市政協主席位置上退休的範慶梅從開始擔任煙台市長助理我就認識了。多次的工作采訪，讓我很佩服這個能幹的女領導。所以後來她正式當選副市長那天，我自然是采訪她的第一人選。
但範副市長不能接受采訪：她買不到當天晚上到北京的機票，煩惱著呢。
好像是北京方麵臨時傳來消息，範一直奔波忙碌的爭取煙台供銷口出口自主權的事情有著落了，但必須當天晚飯前到達北京。我在政府禮堂跟隨著範采訪的時候她和秘書小沙就一直聯係各方麵機票。但好像無論是市府還是市委，辦公室的傳回信息都是“沒有了也不能買到”： 情況確實特殊。選舉完後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那年月到北京的航班最晚好像也隻是下午五、六點之間的。時間這樣緊迫，機票本來就少，市委市府“兩辦”的年輕人那時候也確實沒有多少社會關係。
我眼看著範副市長和小沙倆人煩惱緊張沮喪的樣子，真是擔心自己的采訪任務完成不了，就也想幫助她倆一下：“範市長，我給我朋友打電話試試看能不能解決機票。”
“你？”她倆完全是不相信的看著我。誰能相信市委辦公室市府辦公室都解決不了的機票，一個小記者能解決？
她倆質疑的目光反倒激發了我的自信。我當著他們的麵撥打了電話。
那個年頭我在民航有很多朋友。我知道當時的民航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所有航班都要預留兩個座位，是給公安或者國安臨時緊急任務保障的。而這兩個座位由於不是經常使用，就常常成為了民航內部機票緊張時的“調劑座位”。我現在寄希望的就是煙台公安或者國安部門今天沒有大案要案發生！
我電話中沒對王文站長說是誰要機票，隻是說我的兩個朋友今天晚飯前務必要到北京，能不能幫助我解決？
這位當年8341部隊出來的軍人性格的朋友沒有任何的借口推諉和周旋，很爽快地告訴：“行，但是無論如何要快點兒到機場。要不不趕趟了。”
我放下電話對範慶梅說，“行，有機票了。但你們可以現在就到出發到機場麼？時間很緊張呢。”倆人一臉的緊張煩惱立即煙消雲散“我們辦公室都有裝洗刷用具和換洗衣服的旅行包呢！”
那天我是在奔赴機場的車內采訪新任副市長範慶梅的——第二天這采訪和我采訪新任市人大副主任佘榮福的文章都在晚報頭版刊登了出來。
在機場，我正式把“我的兩個朋友”介紹給了王文：“王站，這是我們煙台今天下午剛剛當選的副市長範慶梅，這是她的秘書小沙。謝謝你了！”
從那以後，隻要在機場值勤，擔任副市長、市委副書記、政協主席的範慶梅總要見見“好朋友王文站長”。而我也因此得罪了當時的兩市委市府辦公室的幾個秘書們：因為他們當時不能辦到的事情，卻讓我一個小記者辦好了。在領導多次的批評當中，他們隻能將怨恨的情緒對準了我——事後多少年，當年“兩辦”的一個哥們還因此事埋怨我：“你當時就不能說你也搞不到？”
“我當時就是為了完成采訪才想法設法弄機票的：第二天晚報頭版預留的版麵，我如果采訪不了他倆， 我老板也要批評我呢！”我這樣的回答讓哥們非常不愉快：“你一個人是風光了。你知道當時我們多少人因為你挨了多少批評？！”
2.“春節菜籃子”的嘉獎和震懾
1994年的春節，煙台市場上的菜價翻番漲：一公斤的香菜都賣到了60元。
於是我開始采訪“春節菜籃子”問題，準備幫老百姓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沒想到在統管這個問題的市財貿辦那裏遇到了阻力而且是最大的阻力：時任領導不許采訪！他說“這個命題是虛構的，菜價那裏有什麼波動？”
我也毫不客氣：“你根本不知道菜價：你家吃的菜都是下麵人給你采購的，你根本不了解情況！”
頂著壓力，我連續采訪了多個菜市場、N多菜農、N多菜商、N多市民、N多有關人員甚至菜市場的保安等等，於那年的2月26日在《煙台晚報》整版發出了“春節菜籃子怎麼了”的稿子。
財貿辦的領導還在惱怒並且找晚報領導大發雷霆呢，市委書記的秘書給我電話了，“浩洋趕緊到常委辦來，書記有批示！”
從市委常委會議室出來的時候我滿臉笑容：市委書記為我的稿子專門寫了260多字的批示，大意是給分管此項工作的範慶梅(時任市長助理)批示的：此稿寫得很好，我看記者的分析很準確，建議也是恰當的。請你調度財貿辦、市場、工商、物價、公安、宣傳等有關部門，聯合處理此事。
範慶梅召集的有關會議也邀請我去了。財貿辦的領導看到我很尷尬：他以為我當初堅決采訪是有了市委書記的授意呢。
不過以後我再采訪其他“難題”問題忽然阻力就少了很多，聽到一些人背後傳言“以後輕易不能阻擋尹浩洋采訪呢：這晚報記者背後有大來頭——說不定讓他采訪的就是市委書記或者市長！”
3.劉曉慶“改”掉了我的筆名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兩個以前比較出名的筆名：一個是毛毛，一個是點點。
“毛毛”的消失留待另外再說。說“點點”為什麼消失了。
那是因為劉曉慶到煙台。
劉曉慶第一次到煙台，是因為煙台的一個房地產老板景戈峰邀請她到煙台配合宣傳。景也邀請了我和當時的廣播電台經濟台總編李光耀一起全程陪同了劉曉慶在煙台的3天活動。兩天後我們彼此都算混熟了，我大膽詢問劉曉慶：“你這樣賺錢太牛了——什麼都不用投資，隻要在購買房子的合同書上簽名再同購房戶合影留念，你就可以按比例提成了？”劉說了句對我震憾很大的一句話““這就是名人效應麼！人出名了沒有效應出名有什麼用？再說了，就這樣也算我們對朋友的照顧呢——沒關係想請我們也不來！”
閑談中李光耀因為我年齡比他小屢屢叫我的外號“小狗點點”。偶然聽到的劉曉慶顯出大感興趣的樣子，連連追問我為什麼叫這個外號。李解釋說我倆都屬狗的，但他大我小，所以我到他的廣播電台應聘業餘主持人時起，李就帶領他的一幫人馬叫喊起了我這個外號。劉曉慶又追問我為什麼小狗起名“點點”？我雖然摸不透她的心思，但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也坦誠相告：很多朋友說我的名字“浩洋”太大，怕承受不起，要求我改點兒細小細微的名字，於是我把名人之類專訪文章和小散文小批評稿都用上了兩個“小名字”：一個是“毛毛”，一個就是“點點”。
誰也沒想到，劉曉慶聽完我的解釋忍不住大笑起來而且這一笑就是半天！當大家實在憋不住疑問時再三要求她的笑因時，劉曉慶給了一個我們大家都想象不到的回答“點點是我家我最喜歡的小狗的名字呀！”
我那天是很鬱悶地離席的。第二天恰巧是劉曉慶回北京的日子。看到所有朋友都去機場送行了唯獨沒有我，劉曉慶最終忍不住地問道“咱們的大記者點點先生怎麼沒來呢？看不起我麼？！”李光耀坦誠告訴她“點點可能生氣了。他以為你嘲笑他記者是狗！”“我最喜歡的家裏的小狗真是名字叫點點呢！”劉曉慶說，“壞了！我沒說明白，回頭你們告訴點點記者，我真的沒有壞意思的。”
為了證明她確實沒有“壞意思”，回到北京後的劉曉慶很快給我郵寄了10張照片：都是她懷抱小狗或與小狗嬉戲的照片：她說其中一條就是點點。
我還是不相信。直到又一天看到劉曉慶的前夫陳國軍出版的新書，說她和薑文都喜歡他倆養的兩條狗。兩個狗一個叫點點兒，一個叫滴滴兒！
我終於相信了，但我的那個筆名“點點”卻永遠消失了。
4.“誰敢指揮市領導？”
“誰敢指揮市領導怎麼走怎麼排？晚報的這個記者也太不懂得道理了！”
這是1993年煙台市“兩會”時一些市委市府秘書的嘀咕。
這是我們《煙台晚報》第一次采訪煙台“兩會”：同多年以後大規模記者團采訪市“兩會”不同，當年隻有副總編孫洪威掛帥策劃選題、我負責文字稿件，攝影記者徐修全負責圖片——這樣的“晚報三人團”采訪煙台“兩會”竟然堅持了多年！
因為以前報道“兩會”不多，我們便具備很多新鮮感，也是因為沒有後來的很多限製報道，我們也沒有很多俗套。再加上我們前此同市委市府市政協的主要領導們有過多次的工作接觸。時任市領導曲元顯的孫子因為和我侄子尹誌強是中學同學，我們采訪之間說起還格外增添一份親切感。於是會議正式召開之前的市府禮堂貴賓息息室內，我們晚報記者對市領導的采訪還是很融洽的。
“咱們以前所有市裏的重要會議都沒有出現一張所有主要領導並肩前行的照片。咱們能不能仿照中央級的新聞形式，也給煙台領導來個合影照片登報？”首先是腦瓜靈活的洪威對我倆提出了這個設想。“咱們的領導怎麼能出現並肩前進的時候？不是傳說他們中間好像還有點兒小矛盾？”負責攝影的徐修全擔憂起來。“沒事。我前麵先和他們幾個領導單獨問問，如果成，咱讓他們在走出貴賓休息室的時候湊湊不行？”我出點子說。
說幹就幹！我當即和董傳周、曲元顯、杜世成、張華福等幾個主要領導個別征求了一下意見。聽說晚報記者想安排個新場麵明天見報。領導們很高興，都對我說“行！浩洋，到時候你給我們指揮指揮就行了。”
於是在開場鈴響起領導們要踏上主席台之前，我在貴賓休息室大門前請幾位主要領導依次排開——當然經曆多年官場的領導們對於自己的站位是非常熟悉的，不是我給領導排列了，是領導在我的招呼聲中稍微停留了點兒時間——徐修全用最快的速度“喀嚓”了好幾張照片
第二天這張煙台史無前例的照片確實引起了百姓的關注也引起了官場的轟動：往年煙台“兩會”從來沒出現過這樣和諧的領導集體照片！
但不熟悉我前麵溝通內幕的秘書們震驚了。也難怪，他們以前總是看到領導們給別人安排調度站位、指揮走動，現在一個晚報小記者竟然指揮市委書記市長市人大主任市政協主席等“排隊走動”。這大概隻能用“瘋狂”來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