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你們寫的文章，不該我什麼事。再說了，我也很喜歡那些係列評論。它們真是說出了我的心裏話！”市委書記笑著拒絕說。
“當然說出了你的心裏話，因為它本來就是你的話！”我也笑著給他解釋。“我們把你的講話錄音整理了一下，然後分別抓住一個主題，前麵加上我們的開頭，後麵加上合適的結尾。一篇評論文章就形成了。”
我對書記解釋，“慕”是取部首“木土”的諧音，“心香”則是聯想“心想事成”的諧音——這不是包含了市委書記的名字？
書記大笑。但最後他也沒要那800元錢。“你執筆寫的，就算你的功勞了。給你好了！”
我回去後給報社領導彙報，領導說，那就算獎勵你了吧。
我大笑並因為這大笑暴露了秘密，給當時的幾個同仁們請客一番了事。
我記得當時我們晚報老總的月工資才是290多元。
4.我是市領導的什麼
我和很多煙台當時的局級領導並不熟悉。但“雙文明活動”開展起來後，很多局長們尤其是牽扯到市民利益的管理方麵的局長領導們很快熟悉了我。因為他們經常的說法是：“這個晚報記者到底同市長是什麼關係？”當時的芝罘公安分局副局長杜建軍就對我說，“浩洋，我對你第一次熟悉就是因為在三站廣場開現場整頓會，張華福市長老是同你商量，甚至講話過程中都專門點名征詢你的意見！”
他說的場麵確實讓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性格比較爽朗，也因為我的不受拘束的個性。張市長上任後我倆交流的機會太多。第一是因為張市長來煙台上任之前我去濱州采訪已經同他熟悉了，第二“雙文明活動”中我正好是晚報派駐政府的特派記者分管記者，第三因為當年我們同晚報讀者包括我奇山小區我鄰居們之間交流特多特直接，很多民生聲音我很熟悉——而這正是對煙台不熟悉的張市長和對煙台很熟悉的市委書記都急需了解的。我因為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想在仕途上有所圖謀，心中更是沒有多少官場顧忌。書記市長有什麼問題同我交流我自然是知無不言有問必答。所以當年市領導出門考察往往就會出現這樣的鏡頭：市委書記也好市長也好，總有一個30多歲高大記者出現在他們身邊並無拘無束地進行交流。有個我熟悉的副市長當年不無惱怒地對我玩笑“你小記者上鏡頭的頻率比我們市長都多！”
我牢牢記住我的師傅我的領導們對我的囑托：你是代表晚報去市委大院采訪的，千萬注意別給晚報丟人。別給領導惹麻煩，別風頭太盛，別毛躁亂做事，別……所以聽到別人哪怕開玩笑說我同領導的關係太密切了我都不好意思。
那次杜局長說的場麵，是因為開會前正好市長向我征求如何治理“髒亂差”的港站廣場。我結合百姓讀者的意見，講述了“綜合治理”的必要性和長遠性，也代替我熟悉的公安治安警、交警和城管行業的朋友們訴說了各自治理工作中的苦衷。
於是市長講話中為了證明自己的工作要求是多麼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便在講話過程中停頓下來尋找我，“浩洋，咱倆昨天談話的時候是不是就是這樣說的 ？”浩洋咱那天討論的是不是這樣的？”“浩洋記者說的好，這不是個別的問題。”“晚報記者小尹的調查是這樣的……”此類的話讓市長說多了。確實讓很多現場開會的局長們尋思：“這個晚報記者是市長的什麼關係呢？
確實，後來的“煙台糧食風波”中市長到電視台發表公開講話後也公開表揚“晚報浩洋的這個主意確實不錯”。劉曉慶到煙台來也是我出頭聯係對市長的專訪並且出麵邀請進行了私人家宴。轟動煙台的《山那邊好地方》(第一篇提倡開發萊山新區的文章)、《假如有煙台大連鐵路輪渡》、《來一條德龍煙鐵路會如何》……等稿件，也都是得到了市長的授意而寫出來的。
我隻能說，我是沾了《煙台晚報》的光了：市長是明白人，他知道怎樣讓新媒體給自己新區域的工作創造更多的推波助瀾。而我，湊巧是市長以前認識的一個媒體人而已。我是領導的一個“棋子”。
5.就讓尹浩洋自己來采訪好了
都傳說當時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兩個人後來有點兒不協調。因為記者得到的信息看，書記當時要竭力宣傳“大規模、高檔次、外向型”，而市長經常強調的的是“建設現代化國際性港口城市”。直到一年多後召開全市黨代會後，兩個人才把各自的口號融合到一起，讓下麵的記者編輯們都鬆了口氣：他倆終於不唱對台戲了，記者終於不用在兩個領導麵前踩“鋼絲繩”了。
但那個年代也有特殊者：我當時就屬於很多人弄不明白的“左右逢源者”——至少從表麵上看，市委書記和市長倆人都競相要求我為他們“出台寫稿”。
我終於知道市委書記對我的“賞識”是在“雙文明活動”開展後。
1993年8月的一天，我得到通知到市委常委會議室，說是要陪同領導下去考察。準時到了市委副秘書長張建華的辦公室裏，卻看到除了我，沒有一個其他記者。看到我疑惑的神色，素來不苟言笑的張副秘書長詭秘地對我說，“你今天的任務很重呢：書記親自點名，這次采訪誰家的記者也不跟隨，就叫上晚報的尹浩洋就行！”待要問，市委書記的秘書劉曉一頭闖了進來，“杜書記說咱們出發！”
上了車，市委書記才對我解釋，“我們準備下去搞一次明察暗訪，這次我們不準備大張旗鼓，所以不動用電視台記者，也不用黨報記者。你一個人在晚報上發表專門文章就行了——我們就是要讓普通百姓們看這次活動的實際效果！”
我自然是誠惶誠恐。除了趕緊調動所有腦海儲藏思維準備隨行外，就是趕緊給晚報老總打電話要求預留版麵——這樣重大的獨家新聞，估計要多少版麵老總就會給預留多少版麵的。
下午去給張建華審查寫就好的文章時，劉曉秘書給我透露了“隻找尹浩洋一個就行”的內幕。準備活動時，書記和秘書長們商議說，這樣的活動適宜於暗訪適宜於小規模，記者多了反倒不好。找誰呢？“就讓尹浩洋自己來采訪好了！”市委書記一錘定音，“這個消息自然讓晚報來搞最好，晚報自然就是尹浩洋來最好了。那個家夥能跑能采能寫，又從頭就介入了活動的布置和發動，保證能表達出我們的意思來。
於是我得到了”獨家新聞”的便宜。“尹浩洋那家夥太能幹了，如果到了西方恐怕連西方記者都搶不過他！”劉曉對我透露了市委書記對我的評價，“這家夥到西方幹記者準能成名：能跑，能采訪上人，能寫，還總能寫出新東西來！”
6.我的第一次得獎源於書記
其實市委書記和張建華副秘書長對我評價很好，應當是因為我的一篇得獎稿件：那雖不是我個人的第一次新聞獲獎，但卻是晚報的第一次收獲大獎。而這給煙台帶來了巨大社會效益的新聞獎，是因為市委書記的一次“出彩”，也是因為分管新聞的張建華的允許寫作。
1993年7月23日，煙台市委召開半年工作總結大會。會議上市委書記脫稿發言，對有官僚主義之嫌的煙台規劃局某科長“生個孩子還要十個月”的調侃大動幹戈：第一該同誌停職檢查，第二現在開始全市要清查相關的官僚主義，為全市的經濟發展和招商引資掃清障礙，第三為了防止規劃局對檢舉單位的報複，以後凡是對舉報單位不利的批複，都要上報市委副秘書長級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