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外麵做錯了事，有人來告狀，做父母的動手打孩子，這有什麼可說的麼？
當然有。
來告狀的如果也是孩子，這個不嚴重，哄幾下事情就過去了。
特殊的情況總是會有，來告狀的不是孩子，而是對方的父母，尤其是母親。這一來事態就不一樣了，當事人需要認真地對待。一個嚴格的父親，或者說，一個持家有方的母親，通常會把自己的孩子拉到天井裏來，當著告狀的人，厲聲嗬斥，“罵”，然後打幾下。打幾下不解氣，隻能下狠手。在父母親決定下狠手的緊急關頭，告狀的人出麵了，阻攔。父母親“挨著”告狀人的“情麵”，隻能作罷，做出很生氣的樣子，並表示“下一次”會如何如何，最終原諒了自己的孩子。
這是最常見的“場景”。
我來說一說這個“場景”裏頭的邏輯關係：“罵”其實是父母親的道歉，“會說話”的父母會利用罵孩子的過程充分表達自己的歉意。“打幾下”則是父母親的試探，可以了麼？可以了。孩子犯錯了，父母的“態度”極為重要，要打。“下狠手”往往是父母親做最後的表態。而告狀人的“阻攔”呢？體現出來的則是寬厚，是恕道。哪裏能真的打呢。事情到此為止，散了。幹戈有了，玉帛也有了。一切照舊。
既然有常態，那就必然有異態。
異態一般出現在“下狠手”這個要緊的時刻。有些告狀的人心胸狹隘，覺得自己的這一方吃了虧，不肯出麵幹預。這一來麻煩大了——教育孩子又不是踢足球，怎麼可以做“假動作”呢？這等於把對方的父母往絕路上逼。架勢都拉開了，隻能真的下狠手，真的打。
做父母的永遠偏向自己的孩子，所謂“護犢子”就是這麼回事。可對方來告狀了，又不肯阻攔，隻能真打，打過來打過去，做父母的也會心疼，會冤，會恨，又停不下來，怎麼辦呢？
有些父母親是這麼幹的，把孩子從天井裏拉到外麵，尋求輿論的支援。一邊打，一邊罵——這個罵帶有交代事態的意思，等於在告訴公眾，這裏發生了什麼，我為什麼要打孩子。這個罵還有讓大夥兒評評理的意思：就為了這麼一點事，你（告狀的人）還有完沒完了？
厲害的角色在任何地方都有。做父親的當著告狀人的麵，能把孩子往死裏打。告狀的人看不下去，隻能出麵阻攔。母親呢，則反過來攔住告狀的人了，還說風涼話：“打！打死他！打死他這個沒見識的東西！打死他這個不知好歹的東西！都給臉了，還不要臉，該打！”做了母親的女人就是這樣，話裏頭很可能有話的。
事情發展到這裏往往變得不可收拾，味道會變得很壞，明明是告狀的人有理的，有理的一方反而尷尬——我怎麼就這麼容不下一個孩子的呢。
有時候就是這樣，打的明明是自己的孩子，卻也是對方的臉。很不好看。這就叫“杵人”——拿著棍子往對方的胸口戳。
我見過許多打孩子的“場景”，聰明豁達的人最終總是能把“打孩子”變成一種有效的溝通，嚴肅，也其樂融融。反過來呢？事情被鬧得很大，能導致圍觀，這時候最受傷害的一定是兩個人：一、被打的孩子；二、告狀的人。事後都沒法相處了。
不要小看了“打孩子”這麼一個小小的事情，這裏頭最能體現鄉野的人文景觀了。鄉下人的處世智慧、鄰裏之間的禮儀、人與人之間的收放和進退，都在這裏頭。因為“約定”，所以“俗成”，都風俗化了。在骨子裏，我們的農民是儒家的，他們沒有讀過《論語》與《孟子》，但是，儒家文化作為一種傳統，它存活在農民的肌膚裏頭。鄉下人的簡易“儒學”其實就是兩樣：律己，恕道。
“會”打孩子的技巧正是體現了這兩點：律己，恕道。兩者缺一不可。但無論是律己還是恕道，都需要兩方麵的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會”打孩子的人一般也“會”告狀，告完了，還能完好無缺地保住雙方的臉麵。這一點尤為重要，它可以確保我們的生活朝著健康和友善的方向發展。
所謂的風俗，所謂這樣的“場景”，不過是傳統的又一次演義而已，有時候是正麵的，有時候是負麵的。但是，無論是正麵還是負麵，它的評判標準，也就是價值，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