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孩子哪裏能見到什麼“大場麵”？可也說不定，我就見過“大場麵”。我見過盛大的水利工地。
“水利工地”是一個書麵的說法，在口頭上，我們一律都叫作“挑河”。為什麼說是“挑河”呢？那是因為我所見到的水利工程都是人工的，無論這條河有多寬、有多長，它都是農民一扁擔、一扁擔“挑”出來的。“挑河”的工地太壯觀了，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懷的場景。
就在1974年或1975年的冬天，離我的老家大約五六公裏的地方，我們縣迎來了一個巨大的水利工程，修一條運河。這條運河現在還在，叫雄港。對了，我們縣還有一條與雄港並行的運河，叫雌港。
挑河隻能在冬季。這個時候是農閑，這個時候雨水也不多。
我記不得是誰提議的了，反正是窮極無聊的時候，一個小夥伴突然提議說：“我們去看工地吧。”也沒有商量，我們就出發了。在鄉下，五六公裏的距離不算近了，但我們隻用了小半天的工夫就抵達了。在我還沒有看到工地的時候，我已經提前感受到了“場景”浩大的陣勢：鼎沸的號子聲，還有滿天的煙塵。我得到了感染，小跑著爬到高坡上去了，隻一眼，我就傻了，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不敢想象我能在“一眼”裏頭看到那麼多的人。全是人。是的，這是“縣裏的”工程，它動用了“全縣的”勞力。河床筆直，又寬又長，在縱情延伸，一直延伸到我看不見的遠方。挑河的民工呢？同樣延伸到了我看不見的地方。張岱在《湖心亭看雪》裏說，舟中人兩三“粒”而已。是的，在最遠處，人隻有一“粒”那麼小，卑微了，不值一提。可是，因為量的巨大，那些小小的、卑微的“粒”既是蠕動也是蕩漾。粒粒皆辛苦。
除了人，工地上滿眼都是旗幟，那些紅色的旗幟寫著黃字，其實是編號。某某公社，某某大隊，某某生產隊。旗幟在冬天的風裏飄揚，鞭子一樣摔摔打打。它們在清晰地提示我：浩蕩的人流表麵上是混亂的，暗地裏井然有序，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嚴格的控製，沒有一條腿會走錯方向。
浩蕩的人流不隻是有組織、有秩序，最重要的是有激情。在紅色的旗幟之外，我很快就發現其他的彩旗了，這裏頭的名目相當繁多：黨員先鋒隊、共青突擊隊、青年突擊隊、青年敢死隊、婦女紅旗隊、月流動紅旗、周流動紅旗。我一直以為，把競技體育的方式移植到集體勞動中來，是我們的一項重大發明。我們的勞動不隻是強調勞動的對象和成果，同時還強調勞動的競技性，是比。看誰更玩命，看誰更不惜身體。
我不能不提號子聲。人多帶來的必然是勢眾。聲音並不嘹亮，但是，雄渾，像動物的低吼；當然也寬廣，從我的腳下一直延續到天邊，是綿延的呼嘯。就在這綿延的呼嘯裏，河床兩岸的人在對流，一部分向上，一部分向下。冬天的空氣被他們迅捷的穿梭弄得發熱了，灼氣逼人。我隻能說，“蟻民”這個詞好，一粒一粒的。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有一個說法是蠱惑人心的：改造山河。我相信我們的山河可以得到改造，好壞不論，我們的山河的確也得到了改造。改造山河的是什麼人？是“蟻民”。沒有比這更好的概括了。他們是深色的，通身洋溢著不潔的體氣。他們龐大的數量彙成了驚天地、泣鬼神的能量。“蚍蜉撼樹”，這是真的麼？這是真的。你永遠也不要擔心他們完不成他們的“愚公移山”，他們的繁殖能力是驚人的，“我死了之後還有（更多的）兒子，兒子死了之後還有（更多的）孫子”。不用擔心的。
有許多詞，比方說，“人山人海”，比方說，“嘯聚”，比方說，“人海戰術”，比方說，“驚天動地”，這些詞在我的腦海裏從來都不空洞。它們有依有托。這個依托就是我對水利工地的記憶。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我讀過一陣子左拉，說實話，左拉我一點也不喜歡。他文字的拖拉令人厭倦，他一點也不節製，他幾乎不加選擇，逮著什麼就寫什麼，不厭其煩。但是，左拉對小說有一個貢獻，那就是他對大規模“場景”的有效描述。作為“自然主義”大師，他是笨拙的，刻苦的，用功的。在這個問題上，現代主義作家差不多都是懶漢，他們不屑巨大的場景，他們脆弱，神經質，一有風吹草動就心驚膽戰。他們想一想那個吵吵嚷嚷的“場景”都嫌累。他們是藝術家，他們沒有體力勞動者的彪悍體魄。他們的肩膀上方沒有“氣焰”——他們寫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