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表現為財政資金通過“條條”（部門）渠道分配到各地時存在著嚴重的管理漏洞。大量資金脫離財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濫用和漏失嚴重。有些施工單位實際到手的工程投資還不到該工程撥款三分之一，其餘的錢都到哪裏去了呢？很大一部分就變成了灰色收入。
二是金融腐敗普遍存在。企業在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正常貸款利息之外要額外付費以維持“良好借貸關係”，這是一種“潛規則”。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的調查結果是，2003年這筆費用相當於貸款額的9%，每年這筆錢數額上萬億元，基本上都變成了灰色收入。
三是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例如，某些地方黨政官員入股煤礦、醫藥行業，去世界各地旅遊、娛樂、賭博，憑什麼？無非就是把手中的審批權、檢查權、資源控製權變成了灰色收入。
四是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我國有價出讓國有土地16.3萬公頃，其中實行“招拍掛”的比例隻有三分之一，而這兩種做法產生的平均地價要相差四五倍，數額高達5400億元。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的暴利，剩下來就成了有關權力者的灰色收入。
五是壟斷行業收入。2005年我國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設備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的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8%，可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卻占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約有9200億元，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灰色收入帶來的。
從數量規模來看，上述五項中的灰色收入總數估計在3萬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國灰色收入總額的70%。所以，治理灰色收入重點應當放在這裏，通過健全製度來減少腐敗行為和灰色收入、縮小貧富差距。
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市場化帶來的，而是製度不健全導致腐敗和灰色收入逆向分配造成的。
怎麼辦？鏟除灰色收入首先應當從這裏開始。抓住了這些方麵，也就抓住了大頭。
怎麼抓？主要是兩點：一是控製政府部門的預算支出，除了保證正常的行政、業務支出外，沒有更多費用變成灰色收入；二是參照國外的辦法，建立可比性公務員工資製度和利益回避製度，讓灰色收入出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
關於前者，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我國應當把“政府全口徑收入不超過GDP的30%，黨政公務開支不超過財政收入的15%”納入《預算法》，作為“紅線”控製。隻有控製住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才有可能鏟除灰色收入，老百姓才可能取得更高收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很讚同這一觀點。她認為，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並不低，在“十二五”期間再也不能提高了，並且應當穩定稅收占GDP比重、穩定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與此同時要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更多地向民生領域傾斜、縮小收入差距[6]。
關於後者，世界銀行前官員劉植榮對全球183個國家和地區的工資狀況進行研究後發現，我國目前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相對來說已經達到全球最高水平，所以一方麵要堅決鏟除一切灰色收入，另一方麵要建立可比性公務員工資製度和利益回避製度。
從全球大多數國家看，公務員的平均工資大致等於人均GDP，與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差不多，是全國最低工資標準的2倍。
而按照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我國公務員的平均工資2008年是33869元，是當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每月510元）的5.53倍，這就是我國公務員工資“全球最高”的出處。
說到這裏，肯定有人尤其是公務員要反駁這一說法了。沒關係，隻要與“國際接軌”就知道解決辦法在哪裏了，這主要是兩條：一是降低公務員的收入標準，至少降低一半，保持在最低工資標準2倍左右；二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公務員收入的一半左右[7]。
第三節 消除製度漏出效應
所謂製度漏出效應，是指由於製度不健全、體製不完善，最終導致在製度縫隙中漏出了巨大的財富；這些財富被少數人通過灰色收入等途徑據為己有，從而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
所以從根本上看，解決我國的收入差距問題不能籠而統之地抓，而要通過加快市場趨向改革來實現。否則，就很可能是該管的沒管住，不該管的卻在那裏亂管，最終反而把我國應該建立的正常市場機製變扭曲了。
那麼，什麼才是市場趨向改革呢？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熊誌軍認為，重點就是消除“製度漏出效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說，要重點解決因為製度漏洞問題造成的收入差別。
要知道，我國有13億多人口，13億人口創造的財富存量和增量都非常大，雖說是製度縫隙中漏出來的，但由於其規模驚人，所以很容易造成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破壞社會和諧[8]。
對此，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擔心，社會公眾包括一些政府官員錯誤地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為漲工資，而實際上，“如果政府隻想到用行政手段來提高工資，主要還是隻能惠及‘體製內’，可能會拉大而不是減小收入差距。”也就是說，這種通過漲工資進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有一個先天性缺陷，就是隻能覆蓋一部分人，從而造成製度漏出。在他看來，“目前的改革既需要有政治決心，也需要有一個綜合性的權威改革機構來推進。”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來推動，改革很難獲得實質性進展[9]。
怎樣才能消除製度漏出效應呢？王小魯認為，西方國家在經曆了早期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後，為了把收入分配差距控製在社會可接受範圍內，20世紀的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務等進行過多項製度性改革，如累進所得稅、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製度等。但顯而易見，這些製度在我國目前還很缺乏，這是造成製度漏出效應的原因。
例如，我國的社會保障更多地是覆蓋中等收入以上者，低收入群體的覆蓋程度很低，並且實際享受到的保障程度更低；城鄉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服務差異很大，存在著機會不平等。
正因這種製度漏出效應的存在，少數人通過非正常途徑如貪汙受賄、灰色收入等一夜暴富，侵占了社會資源、激化了社會矛盾。
所以，我國的當務之急是要在政府管理體製、財政體製、稅收體製、收入分配體製方麵堵塞漏洞並消除弊端；同時實行陽光財政，把所有預決算公布於眾，接受社會監督和質詢。
換個角度看，消除製度漏出效應也是愛護幹部的一項重要舉措。
俗話說“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可是如果“防潮”措施做好了，要做到不濕鞋也不難。具體地說就是從製度上堵塞漏洞，防止它成為引誘幹部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