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權和城邦管理思想上，城邦具有公民集體的排他性和獨立性。不同城邦之間各搞各的，界限非常清晰，完全不用擔心被其他城邦兼並。
這種排他性是指，城邦的公民權不可能輕易授予異邦人，同時也不允許異邦人購買本邦土地；異邦人在本邦做生意，需要繳納特別賦稅；等等。例如，異邦人在古雅典從事商業活動，就需要繳納專門的人頭稅；在古斯巴達從事商業活動，需要繳納專門的土地稅和工商費，等等。
這種獨立性是指，城邦公民與非公民處於對立地位。例如，當時的“斯巴達人公社”就是由大約9000名斯巴達人組成平等的公民集體，是當時的統治階級；他們高高在上、可以不勞而獲，人數約占總人口的14%。
古希臘城邦的形成條件
從典型意義上看，城邦的形成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
否則，就不會形成“城”和“市”，更不會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與此同時，這種經濟發展還不能嚴重侵害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小農經濟的根本利益，否則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擁護，城邦的經濟基礎就不牢靠。
二是奴隸製發展到一定程度。
否則，如果全都是奴隸身分，公民的自由身份和特權又從哪裏來呢？並且，這種奴隸製不能排擠自由民的勞動，否則也就無法做到軍民合一。
三是土地財產權發展到一定程度。
否則，沒有這麼多土地來分配給公民，公民的集體土地和私有土地都無法得到保障，他們還有什麼“動力”來保衛這個城邦呢？
而眾所周知，要擁有增量土地就必須對外擴張；並且，這種對外擴張還要能適應城邦的統治手段。換句話說就是，城邦對外擴張後得到了更多的奴隸和土地，城邦對他（它）們要能駕馭得了。
古希臘城邦的形成方式和途徑
總體來看，古希臘城邦的形成方式和途徑主要有以下三類：
早期移民和後來大殖民運動中建立的城邦
前者如小亞細亞沿岸和愛琴海各島嶼上的愛奧尼亞諸城邦；後者如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的各殖民城邦。
氏族製度解體和征服其他居民過程中建立的城邦
例如，希臘麵積最大的城邦斯巴達，就是公元前12世紀左右多利亞人從希臘半島北部南下，侵入伯羅奔尼撒半島，毀滅了斯巴達城，然後在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9世紀左右逐漸建立起來的。
氏族製度解體和階級分化基礎上建立的城邦
例如，位於希臘中部的雅典，受多利亞人南侵的影響，其他城邦的居民為躲避戰亂便紛紛逃難到雅典，對原有氏族管理機構形成很大衝擊，直接引發公元前1250年左右的提秀斯改革，建立了新的城邦。
提秀斯改革最初是由雅典第十代王巴賽勒斯（Basileus）提出的，經曆了相當長的一個曆史發展階段。它的主要內容是，根據出身和職業，將全體居民分為貴族、農民、手工業者三個等級，賦予貴族擔任社會公職的特權。就這樣，氏族部落管理機構搖身一變成為貴族獨占的國家機構，從而標誌著雅典國家的正式誕生。
也就是說，至此，新生的雅典才正式成為貴族統治的城邦，一切權力全都由貴族所壟斷。
大殖民運動的原因和方向
古希臘人的對外移民是從荷馬時代開始的。但是到了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時，他們在紛紛建立城邦的同時，進一步加快了對海外的大規模殖民。一開始還是民間的、分散的、無序的殖民，發展到後來就成了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的殖民運動。
由於這種殖民與荷馬時代的氏族部落遷移有很大不同，社會曆史背景也更為波瀾壯闊，所以史稱“大殖民運動”。
大殖民運動的原因
歸納起來，大殖民運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人口過剩的需要。
人口過剩了，就不得不需要四處尋找生存空間。這就像兒子大了需要買房另外住出去結婚一樣，可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剛性需求。
古希臘為什麼會人口過剩呢？這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外，更主要是由土地兼並造成的。
荷馬時代末期人民安居樂業，人口自然增長速度過快，就已經顯得耕地嚴重不足了；而這時候的貴族有了錢之後，“英雄所見略同”的都是購買和掠奪土地，從而導致失地農民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隻好想方設法推動對外殖民，否則很難確保國內社會和諧。
二是市場擴展的需要。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古希臘人迫切需要通過殖民運動在海外建立貿易據點，一方麵向海外傾銷本邦產品，另一方麵也好借此機會尋求海外的廉價原料。可以理解為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
三是流亡海外的需要。
城邦內部貴族和平民、貴族和貴族之間鬥爭不斷，那些在鬥爭中失敗了的貴族就不得不流亡海外，通過海外殖民企圖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四是天災的結果。
公元前7世紀後期，錫拉島大旱，7年無雨，居民不得不被迫抽簽決定每兄弟兩人中必須有一人殖民海外。這當然就是一種無奈的流放了。
大殖民運動的方向
接下來看，古希臘人大殖民運動的方向又是什麼呢？換句話說，這些希臘人向海外殖民的目的地主要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