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
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有真才實學的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在與曾國藩長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他們一個是劉蓉，一個是郭嵩燾。
劉蓉係湘鄉人，字孟蓉，號霞仙，少年自負，三十多歲了還未中秀才。縣令朱孫詒驚歎其才，私下讓他的父親督促他就試，赴縣試，舉為首名，始補生員。道光十四年（1834），曾國藩初次相識劉蓉，相語大悅。隨即與郭嵩燾、劉蓉三人拜帖稱兄道弟，以後曾國藩又多次拜訪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劉蓉閑居在家，曾國藩從京會試歸裏時，曾專程到樂善裏去看望他，勉勵他攻讀史書，勤奮寫作。幾年後，曾國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見其學業大進，激動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記中寫道：“臨日接霞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道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劉蓉養晦深山，將其室取名“養晦堂”，曾國藩得書後，欣然為他作《養晦堂記》：“吾友劉君孟蓉，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曾國藩對劉蓉性格的刻畫，足見兩人交誼篤厚。此外，曾國藩還作《懷劉蓉》詩，詩中雲：“日日懷劉子（謂劉蓉），時時憶郭生（嵩燾）”；“我思意何屬，四海一劉蓉”；“他日餘能訪，千山捉臥龍”。
鹹豐元年（1851），劉蓉參加鄉試，得榜首，曾國藩知道後很高興，在家信中說：“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鹹豐二年（1852）五月二十八日，劉蓉之母譚氏棄世；八月，曾國藩亦以其母於六月二十日去世回籍奔喪。當兩人相遇於湘鄉縣城時，悲感交集，相對而泣。
曾國藩到京城做官後，也沒有忘記這位同鄉，詩文往來不斷，並譽之為“臥龍”。曾國藩在《寄懷劉孟蓉》一詩中表達了他對劉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黃菊，薄暮不盈春。
寧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別。
四年亦雲已，萬事安可說？
昔者初結交，與世固殊轍。
垂頭對燈火，一心相媚悅。
炯然急難情，熒熒光不滅。
漣濱一揮手，南北音塵絕。
君臥湘水湄，辟人苦局闕。
懷念之餘，他們之間更多的是書信往返，相互討論學問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國藩在《致劉蓉》一書中，初步闡發了他對文以載道、文道並重的基本主張。他在這封信中說，我今天論述學術的見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啟發。二十五年（1845），曾國藩又在《答劉蓉》的書信中進一步闡發了程朱理學之義，批駁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首先說明在兩年之內收到劉蓉三封來信，一直未作回複的原因是由於性本悚怠，對學問研究不深，怕見笑於好友。進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說，在你的啟發之下，我才“了略陳大凡，吾子取證而裁焉”。毫無疑問，曾國藩學業的長進，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兩人之間的關係在共同誌趣下愈益深化。曾國藩對劉蓉的敬重之情在詩文中也常能反映出來：“夜夜夢魂何處繞？大湖南北兩劉生。”當曾國藩奉命辦團練堅辭不出之時，劉蓉還專門寫了書信一封，勸曾國藩不能僅“托文采庇身”，應以“救世治亂”為己任：
君是今世所謂賢者。稱讚你的人說：文祖韓愈，詩法黃庭堅；奏疏所陳，直追歐陽修、蘇軾；誌量所蓄，不亞於陸贄、範仲淹。這睦誠足以讓你顯露於天下。道喪而文敝，全賴賢者起而振興，這並非小補。然這隻是君子不得誌時所為。賢達而位高的人，就應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很久以來，士大夫陋習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消磨時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禍始猶恐來不及，怎麼能複蹈覆轍呢！你的幾次大疏所陳，動關至計，確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見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責嗎？對國家沒有補益，而你的聲望因此日降；我想這不是賢能者的胸懷。比起陸、範的誌量差得遠了。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你的雅量達到這種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負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才差不多。遵循歐陽修、蘇軾的誌節而自許，博采韓愈、黃庭堅的詞華而自豪，這在承平無事的時代，可以優養大臣的聲望，但並非當今的急務，更無以救治亂世。稱頌你賢能的人說：“其廉可師”；明察你誌向的人說：“以身殉國。”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許，曰：“不愛錢”、“不惜死”，何等壯烈！雖然，以此二者讓人明察你的自待之誌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賢豪的勢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就距離甚遠！貞女在眾人麵前自誇說：“吾能不淫”，不淫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賢德嗎？不規劃其大事而隻以末節自張，這是何等的淺陋啊！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更加懦弱，欲驅天下智勇才辯之士，捐墳墓，棄親戚，出沒鋒鏑以與敵鬥，非賞不勸。漢高祖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餘授首。項羽印信不忍給別人，而韓信、陳平終於棄他而去。所以濫賞則有才誌士恥與庸人為伍，而吝賞又無以維係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又將以廉繩人，那些功名之士，就會掉臂而去。所以說：廉介操守，以語自待之誌則可。而大臣之道，就不僅那些，更非可以推卻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