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對於個人的地位和作用，有著明確的認識。他說：細想古往今來，億萬年無有終期，人們生活在這中間，數十年隻是須臾瞬息。大地數萬裏，不能窮極，人在其中休息遊玩，白天猶如一間房子，晚上猶如一張臥榻。古人的書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煙海，人們一生所能讀的不過九牛一毛。事情複雜多樣，可以獲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萬條，人們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過如太倉一粟。知道上天悠悠無窮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麼遇到憂患和非常不順心之事，應當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寬廣，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據的位置非常小，那麼遇到榮耀名利相爭之時，應當退讓三分，以柔道處之。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麼就不敢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並以謙虛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複雜多樣，而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那麼就不敢以功名自矜，應當思考推舉賢才而一起去完成偉大功業。如果這樣，那麼自私自滿的觀念就可漸漸消除了。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不論是智慧絕頂者，還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欠的，不可能完美無缺。相反，愚笨至極的人也有可愛之處。本著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他認為自己屬於“中材”，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有什麼疑難問題，都讓他們出高招，獻良策。
在同幕僚長期合作共事的過程中，曾國藩經常以各種形式向幕僚們征求意見，在遇有大事決斷不下時尤為如此。有時幕僚們也常常主動向曾國藩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辦法，以供其采擇。幕僚們的這些意見，無疑會對曾國藩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麵的事例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如采納郭嵩燾的意見，設立水師，湘軍從此名聞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視，可以說是曾國藩初期成敗之關鍵。1854年太平軍圍困長沙，官紳求救，全賴湘軍。而羽翼尚未豐滿的湘軍能否打好這一仗，事關存亡之大。曾國藩親自召集各營官多次討論戰守，又在官署設建議箱，請幕僚出謀劃策。曾國藩最終采納陳士傑、李元度的意見，遂有湘潭大捷。1860年秋，是湘軍與太平軍戰事的關鍵時刻，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帝出逃前發諭旨令鮑超北援。曾國藩陷入極難境地：北上勤王屬君國最大之事，萬難推辭；但有虎將之稱的鮑超一旦北上，兵力驟減，與太平軍難以對峙，多年經營毀於一旦。曾國藩令幕僚各抒己見，最後采納李鴻章“按兵請旨，且無稍動”的策略，度過了一次危機。不久，下安慶、圍天京，形成了對太平軍作戰的優勢。而那些聞旨而動的“勤王軍”，勞民傷財，卻貽笑天下。其他如采納容閎的意見，設“製品之器”，派留學生出國，使他成為洋務派的領袖。等等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可以說，曾國藩是把眾人的智慧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眾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寫信讓他的弟弟曾國荃如法炮製。他說與左宗棠共事，因為他的氣概和膽略過於常人，因而希望能與他一起共事，來幫助彌補我的不足之處。他還勸曾國荃“早早提拔”下屬，再三叮囑：“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後曾國荃屢遭彈劾，物議也多，曾國藩認為是他手下無好參謀所致。
與此相反，曾國藩拒絕幕僚的正確建議，而遭致失敗或物議鼎沸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處理，大多數幕僚通過口頭或書麵形式，直接對曾國藩提出尖銳批評，態度堅決，但曾國藩一意孤行，殺害無辜百姓以取悅洋人。其結果，“責問之書日數至”，全國一片聲討聲，“漢奸”、“賣國賊”的徽號代替了“鍾鼎世勳”，京師湖南同鄉，將會館中所懸曾國藩的“官爵匾額”砸毀在地，幾十年以來積累的聲望一日消失幹淨。曾國藩晚年對未聽幕僚勸阻頗為後悔，“深用自疚”，“引為慚愧”。他在給曾國荃和曾國潢的信中說：“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心緒不免悒悒”，回到江寧僅一年多即死去。
總體而言，曾國藩能夠虛心納言，鼓勵幕僚直言敢諫，這與他在事業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關係。有人評論說：曾國藩“以儒臣督師，芟夷蘊崇，削平大難，蔚成中興之業，因由公之英文钜武，蘊積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眾思廣眾益也”。
比較而言，曾國藩對幕僚的影響顯然會更大、更深遠一些，多年來，曾國藩一直對其幕僚精心培養，視若子弟，除為數不多的幾個老朋友和名儒宿學之外，一般幕僚亦對曾國藩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一言一動無不視為楷模。從道德修養、為人處事到學術觀點、文學理論，以至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麵，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國藩的影響。尤其經常在曾國藩身邊的人員，朝夕相處，耳濡目染，日積月累，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長了見識和才幹。正如薛福成說的那樣，他們雖專屬一行，然而卻能讓他們的智慧彙集一處。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說像是種莊稼，那麼幕府就是播種的地方。因而他能獲得很多人才。曾國藩的另一幕僚張文虎在談及幕僚易於成才的原因時也說，蓋“其耳目聞見較親於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勝，軍情之離合，寇形之盛衰變幻，與凡大帥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於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懷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於此”。至於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鴻章者則更是心領神會，獨得曾國藩思想政治之真諦，成為其公認的正宗傳人。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器重和賞識是盡人皆知的，對他寄望之厚、花費心血之大也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可以說，曾國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觀點和治國、治軍的本領，都傳授給了這個得意門生。李鴻章也向人表示，不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業出於老師提挈，即其辦理外交的本領，亦全仗曾國藩“一言指示之力”。
§§§70.睜大眼睛看準人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有真才實學的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孫子兵法》認為隻有察看清楚對手和地形，才能是勝利的惟一保證。
為了識才，必須對人才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屬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卯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國藩提出了對人才的甄別，他把它歸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才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作人才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正如曾國藩說：“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