彙保與特保皆屬一般保案，人數較多，辦理稍寬，隻能保奏候補、候選、即用、簡用之類，或僅保一官銜，且有時全準；有時議駁，或隻批準一部分。因實缺有限而記名、候補之類無限，所以用彙保之案開空頭支票就成為曾國藩乃至所有統兵疆帥在戰爭期間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這種辦法初由曾國藩創立，後來風行全國，愈演愈烈，成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酌量黜陟”，依據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正因為這一點，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人的八字考語極有力量，說李“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左宗棠“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在左宗棠評語中，又加“才可獨當一麵”，沈葆楨“器識才略，實堪大用，臣目中罕見其匹”。清廷很快準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撫，沈葆楨授江西巡撫，李鴻章授江蘇巡撫，由此可見密保作用之大。所以曾國藩奏稱：“臣向辦軍營彙保之案稍失之寬至於密保人員則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語。上年奏片中稱‘祝塏在豫，士心歸附，氣韻沉雄，才具深穩，能濟時艱’，雖不敢信為定評，要可考驗於數年數十年以後。”
鑒於封疆大吏不幹涉清廷用人權這一原因，曾國藩保奏實缺官員十分謹慎，按級別大小大體分為三個層次，分別采取不同辦法。保奏巡撫一級官員，曾國藩隻稱其才堪任封疆，並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時說，二人“並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幫辦軍務時則說：“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遠略，度越時賢。可否籲懇天恩，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為大用。”而對於司、道官員則指缺奏薦，不稍避諱。如保奏李榕時說：“該員辦理臣處營務兩載以來，器識豁達，不憚艱險。現委辦善後局務，實心講求。可否仰懇天恩，準令江蘇候補道李榕署理江寧鹽巡道缺，隨駐安慶，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對於州縣官員更有不同，曾國藩不僅指缺奏薦，且對因資厲不符而遭吏部議駁者，仍要力爭。
為了使廣大候補府縣均有補缺之望，曾國藩還特別製定委缺章程，使出類之才早得實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遷之望。對於幕府的保奏，曾國藩實際上亦采用此法。追隨曾國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鴻裔、厲雲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誠等則直到1871年才得任實缺知縣，大概這就是區分酌委與輪委的結果。這就使中才以下隻要勤勤懇懇，忠於職守，人人都有升遷之望。
曾國藩辦團練之初，自身難保，欲謀一個實缺幾近七年之久，更不論對屬下人員的保舉了。1854年至1857年曾國藩第一次帶兵出省作戰期間，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憂時期曾為此甚感苦惱，覺得很對不住與自己患難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晉等人。1858年再出領軍後，奏保幕僚較前為多，但又常遭議駁，難獲批準。1859年，奏保按察使銜候補道員李鴻章升任兩淮鹽運使，即未獲批準。隨著漸握實權，門庭廣大，尤其是出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即請旨簡放實缺，亦無不獲準。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時，清政府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致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三人，論資格都不夠，沈、李是由道員直升巡撫，是軍興以來超升中極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論出身隻是個舉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屬幕僚之類。惲世臨半年兩遷而至，郭嵩燾、李鴻章則二年之中連升三級，由道員位至巡撫。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占天京之後，清政府開始對地方督撫的權力略加限製。吏部頒布新章規定，凡各省保薦人員，尋常勞績概不準超級保升及留省補用，對糧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國藩不得不變換手法，免遭部議。其後曾國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頓吏治、薦舉人才為詞。尤其北上與撚軍作戰和移督直隸前後，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實缺。
幕僚追隨幕主，出謀劃策，出生入死，曾國藩自然酬以實惠，這也是趙烈文所說的“合眾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
§§§69.讓人替自己出高招，獻良策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不論是智慧絕頂者，還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欠的，不可能完美無缺。相反，愚笨至極的人也有可愛之處。本著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他認為自己屬於“中材”，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有什麼疑難問題，都讓他們出高招，獻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