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等，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
《孫子兵法》在談到如何用人的問題時，特別明確表白了知己知彼者而不殆的思想。對人才的認識，也需要這種相互了解的過程。曾國藩還巧妙地應運了反間計的手法集中優秀的天下人才。
曾國藩的麾下集中了許多優秀的人才，薛福成說曾門幕府是“播種之區”，“從流之彙”，“故其得才尤盛”。曾國藩和謀士之間首先有合作的願望，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傾慕、相互追求的關係。曾國藩認為，遠而言之則天下之興亡、國家之強弱，近而言之則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之成敗利鈍，無不以是否得人為轉移。故多年愛才如命，求才若渴，為吸引和聘請更多更好的幕僚盡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於率軍“東征”之始，即號召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反對太平天國，盛情邀請“抱道君子”參加他的幕府。其後行軍打仗，每至一地必廣為訪察，凡具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延至，收為己用。聞有德才並稱者，更是不惜重金，馳書禮聘。若其流離失所，不明去向，則輒具折奏請，要求各省督撫代為查明，遣送來營。曾國藩與人通信、交談，亦殷殷以人才相詢，懇懇以薦才相托，聞人得一才羨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勝，遂有愛才之名聞於全國。由於曾國藩精研百家，兼取眾長，早在青年時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滿京師，稱譽士林；加以其後出辦團練，創建湘軍，“戰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統治階級視為救星，受到不少知識分子的崇拜。由於清王朝政治腐敗，等級森嚴，滿漢藩籬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擁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空有一片“血誠”，滿腹才華，而報國無門，升發無望，不得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另外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識分子非但升發無望，且身遭亂離之苦，徙無定居，衣食俱困，亟須庇護之所，衣食之源。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無升官發財之念，亦無饑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學問淵博，名滿士林，但卻仰慕曾國藩的大名，以一與相識為幸，一與交遊為榮。所有這各類人物，他們聞曾國藩能以誠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紛紛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等，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現僅以曾國藩直接指揮的一個湘軍支派“曾湘軍”為例。它連下安慶、江寧兩座省城，為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軍中最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為一個人的話，曾國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頭和軀幹，作戰部隊則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僅靠頭腦支配其每個行動，還要靠軀幹供應其營養。西漢初年劉邦在向諸將解釋為什麼張良足不出戶而封賞最高時，曾把戰爭比為狩獵，以獵人喻張良，以獵犬喻諸將，稱指示之功勝於奔走之勞，諸將為之悅服。而在安慶、江寧兩役中，曾國藩的幕僚則不僅有指示之功，尤有籌餉之勞，可謂功兼張（良）、蕭（何）。自1860年6月至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國藩報銷軍費一千六百多萬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厘金與鹽稅。這筆巨款主要靠幕僚籌集，沒有它湘軍早已饑潰，何成功之有？曾國藩所謂“論功不在前敵猛將之後”，絕非誇大之詞，至於曾國藩刊行《王船山遺書》和《幾何原本》等重要書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更是離不開幕僚的努力。否則，他很難掙得洋務派首領的地位。
曾國藩對幕僚的酬報亦為不薄。眾幕僚入幕之初，官階最高的是候補道員，且隻是個別人，知府一級亦為數極少，絕大多數在六品以下。他們有的剛被革職，有的隻是一般生員，還有的連秀才都不是。而數年、十數年間，紅、藍頂子紛紛飛到他們頭上，若非曾國藩為他們直接間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鴻章的經曆就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他於1858年末入曾國藩幕，後又因故離去。郭嵩燾勸他說：“此時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李鴻章聽其勸告，重返曾幕。果然，青雲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間位至巡撫，五、六年間位至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同曾國藩之間已是雙峰對峙，高下難分了。試想，如果李鴻章不回曾幕，能夠如此順利嗎？恐怕要謀得按察使實缺亦並非易事，雖然他當時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道道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