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攻占武漢，遠遠觀望的荊州將軍官文和署理湖督楊霈皆得重賞，而他本人不僅未得到地方實權，還受到“嚴行申飭”，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深思。從此曾國藩看透了清廷對他的猜忌心理。可是曾國藩就是忍了下來，實現了他“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觀點。
《孫子兵法》中反複強調以柔克剛之道，它的涵義是：攻守必須具備韌性。起初，我們在閱讀曾國藩時，被他的韌勁所感動，認為如果一個人具備像曾國藩一樣的韌性，一定能辦成任何事。這就容易使人想起他“好漢”觀——“好漢打脫牙和血吞”這是曾國藩的名言。這句話也反映出他堅忍的性格修養。另外，之所以這樣做，證明曾國藩是為了爭取機遇。曾國藩早年做京官時，得到穆章阿的提攜升遷極快。至他的恩師受到鹹豐帝的懲治以後，可以說曾國藩雖然沒有受到什麼牽連，但是確確實實失去了一個堅強的後盾，根基也沒有以前那麼深厚了。後來奉命辦團練可就吃盡了苦頭。
曾國藩雖然身為團練大臣，但是起初他並不相信團練武裝在對付太平軍的作戰中能起什麼作用。他認為，嘉慶年間雖有依靠團練武裝鎮壓白蓮教起義的經驗，但至鹹豐初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已不甚適用了。首先是餉源不同，嘉慶初年，團練費用出自國庫。到了鹹豐初年，清政府財政拮據，軍餉尚且難以為繼更沒有餘力供給團練費用。因而團練經費由地方紳士自籌自管，與官府無關。這樣如果所委任的團練人員不得其人，承辦人員乘機搜刮民財，必使農民走投無路而走向反抗，無異火上澆油。這樣來舉辦團練，不僅不能達到自救的目的，反而會引火燒身，加速滅亡。這在曆史上不乏其例。明代末年加派“遼餉”、“練餉”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對清朝來說，可謂“殷鑒”。但是，曾國藩是團練大臣，鹹豐皇帝給他的任務是“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並沒讓他募勇練兵，建立軍隊。所以他就不得不打著辦團練的旗號，把自己的計劃納入其中，以求名正言順。為此，他在“團練”二字上大作文章。他說：“團而兼練者必主營哨，發口糧，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他沒有機械地執行清政府的命令，也沒有盲目仿效前人，照抄鄰省，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打著辦團練的旗號另搞一套，誌不在團練而在建軍。應該說，曾國藩的政治眼光還是高出清政府和當時的平庸同輩的。
曾國藩集練的湖南官勇第一次出省作戰，是在1853年赴援江西之行。這年夏天，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命幫辦江南軍務，由湖北廣濟前往江南大營赴任，行至九江，驚聞太平軍欲攻南昌的消息，急忙趕到南昌城中助守，以所帶兵勇過單奏請增援，曾國藩奉命與湖南巡撫駱秉章商定，派勇三千六百人分三批啟程，前往南昌。結果帶兵書生心狠手拙，在南昌城下遭太平軍伏擊，死骨幹七人，兵勇七八十人，羅澤南的門生多人斃命。曾國藩聽到這個消息，且喜且憂。喜的是書生臨陣敢戰，遠勝綠營員弁，亦證明他不用營弁，純用書生帶兵的辦法切實可行；憂的是初集之勇尚不善戰。當時羅澤南帶往江西的一千湘勇，也隻有一營受過訓練，其它兩營皆是未練新勇，而這些新勇一戰全喪。從此曾國藩更加重視對新勇的訓練，把它看作決勝的基礎，這給他鎮壓農民起義也打下了基礎。湖南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等正準備起義，就被曾國藩的軍隊殘酷鎮壓下去，使湖南成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基地。
然而曾國藩鎮壓會黨，得到的是“曾剃頭”、“曾屠戶”之類的諢號，各種詛咒傳遍湖南，致使對他追隨很緊的李鴻章等人都為他擔心。因為曾國藩的一些作為，威脅到了一些地方官吏，所以他們也處處與曾國藩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