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從善如流，馬上照辦。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訓子之舉，得以消災免禍。
到了晚年，曾國藩的“恐高症”越來越厲害。天京平定後不久，朝廷命他節製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而節製三省，權勢不可謂不大，但他自歎“精力日頹而責任彌重，深為悚懼”！因而先後三次請求朝廷收回節製三省的成命。他這樣懇請的理由，開始隻一般地說自己才菲而體弱：“今則精力衰頹，公事廢弛，心神則無故驚怖，多言則舌端蹇澀，自問蒲柳之姿，萬難再膺巨任”；“不特微臣難勝任，即才力十倍於臣者籌辦此賊，似亦不必有節製三省之名”。接著便大談名實相副的問題：“臣之兵力，隻能顧及河南之歸、陳，山東之兗、沂、曹、濟，其餘各府，萬難兼顧；直隸則遠在黃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虛名，全無實際，寸心懦懦，深抱不安。”這些，都是實話，但是，他隻有到了兩次懇請而不允的時候，才真正剖白了自己的內心世界：“臣博觀史冊，近閱世情，竊見無才而高於眾，則轉瞬必致禍災；無德而權重於人，則群情必生疑忌。”他是深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的道理的；同時，經過自鹹豐二年底開始的風風雨雨，他位已高，權已大，希望從此過著安穩、舒心的日子。因而他亟想將權位退讓些，責任減輕些，盡量離開政治漩渦遠一些。他在接到四月二十九日諭令他以欽差大臣督師北上的前幾天，受到加封。他在日記中寫道：“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少泉伯之上加‘肅毅’二字。日內正以時事日非，誌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為榮，適以為憂！”“適以為憂”四字，強烈地反映著他退讓避禍的意思。
他所指的“時事日非”，包括恭親王奕訁斤被貶一事。奕訁斤主持總理衙門二十年（鹹豐十年、光緒十年）是清廷中樞發動洋務運動的主要決策者，便遭到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不斷非議與挾製。
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西太後突然以“目無君上，諸多挾製，暗使離間，不可細問”為由，革去了他的議政王和其它差事。曾國藩在三月十八日的家書中寫道：“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諭，首行軍機大臣之上無議政王三字，殊堪大詫。以前無不有此三字者，雖恭親王病假之時，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諭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變，則必斥逐，不與聞樞密大政矣，此事關係絕大，不勝悚懼。”又在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早間閱京報，見三月八日革恭親王差事諭旨……讀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
曾國藩消滅太平天國之後，位列三公，權傾當朝，得到了一個漢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權勢。但是，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懂得“功高震主”一語的內涵。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綠營兵已腐敗不堪使用的時候，不得不依靠漢族地主和漢族官僚來對付太平天國。當太平天國已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數十萬的湘、淮軍的存在，對曾國藩本人來說，當時簡直不是福，而是禍。他是深刻的懂得這一點的。
我們不能不佩服曾國藩的政治敏感性之強，和他的老成練達。所以，在金陵攻下不到一個月之後，曾國藩便接連采取韜晦之計。同治四、五年，曾國藩因剿撚無功，受到嚴旨詰責七次，被禦史參劾五次。這樣的急風驟雨，不能不使他膽顫心驚，“直覺無處不疚心，無日不懼禍也”。於是，他的韜晦之計，進而發展為引退的念頭。他多次擬奏請開缺回籍，終老林泉，卻被戚友所勸阻。他哀歎說：“人以極品為榮，吾今實以苦惱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而已。”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說：“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嚐不思遁入閉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加上他逐漸步入垂暮之年，身患重病，“登階升降需人扶持”，精力的衰竭，加深了他害怕風浪、但求敷衍平穩的心態。曾國藩正是抱著這種焦灼、憂鬱、懼禍，在夾縫中討生活，“向平實處用功”的打算去處理天津教案的。
§§第二篇 變作戰為心戰：靠霹靂術去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