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於閏八月十二日上奏說，此時“戰守皆無把握”，“若皖南藩籬一壞，江西內地空虛，毫無足恃”，而皖北“彭甲三、李續宜皆將回籍，唐訓方新來，諸事且萃於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災既如彼，責任之重又如此”。因此，他請求朝廷“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與臣會辦諸務”，“求德器遠勝於臣者主持東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經營而左右之”。
他的意思是要“挽厄運而自己退居主持東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這顯然是因為困難很大，而職責很重，擔心月盈則虧，趁早為脫身之計；同時，也是為了再一次試探清廷對自己的態度。所以閏八月二十一日的上諭，針對曾國藩的隱情，明確地表示：“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並且溫旨慰留說：“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實難其選。”勉勵曾國藩在此“時勢艱難”的時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
這一次，曾國藩又算爭得了主動權，使自己在困境中不致遭受朝廷的譴責，他接到這道上諭後，“讀之感激涕零”。
而當天京城破以後，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曾國藩不但頭銜一大堆，且實際上指揮著三十多萬人的湘軍，還節製著李鴻章麾下的淮軍和左宗棠麾下的楚軍；除直接統治兩江的轄地，即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時節製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廣東、廣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軍將領控製之下；湘軍水師遊弋於長江上下，掌握著整個長江水麵。滿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還控製著贛、皖等省的厘金和幾省的協餉。時湘軍將領已有十人位至督撫，凡曾國藩所舉薦者，或道府，或提鎮，朝廷無不如奏除授。此時的曾國藩，真可謂位貴三公，權傾朝野，一舉手一投足而山搖地動。
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境地，曾國藩今後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麵都在為他猜測、設想、謀劃。已經有統治中原兩百多年曆史經驗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隻是一時尚容忍未發；不斷有來自權貴的忌刻怨尤，飛短流長，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祿之徒，極力慫恿曾國藩更創大舉，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從的問題，當然也早在諳熟曆史的曾國藩的思慮之中了。他準確地估計自己“用事太久，兵權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
故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深更半夜，他在安慶接到湘軍攻下金陵的谘文時，竟然“思前想後，喜懼悲歡，萬端交集，竟夕不複成寐”。此時此刻，喜與歡固不待言，可是，他何懼何悲？個中內情，後人雖不敢妄斷臆說，卻確知曾國藩在大喜的日子裏頗有隱憂！
§§§04.學會在夾縫中生活
曾國藩實行韜晦三計，實出於無奈，並非衷心如此，故私下仍不免發點牢騷。金陵城攻克後的一年多時間中，曾國荃蟄居鄉村，身體有病，思想有病，“麵色黃瘦”。同治四年六月初三日，曾國藩在安徽臨淮接到家信，“懸係之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立非常之勳績而疑謗交集，雖賢哲處此，亦不免抑鬱牢騷。然蓋世之功業已成矣，寸心究可自慰自怡，悠悠疑忌之口隻可付之一笑，但祝勞傷積濕等病漸漸減輕耳。”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曾國藩違心地實行韜晦三計，獲得的是什麼呢？除了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之外，便隻能是自怨自艾，自慰自怡了。
《孫子兵法》在地形篇中試圖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不察地形者，必為地形所誤，當然致敗。曾國藩看到了人生的“夾縫”，這是對人生局麵的精明把握。“夾縫”何在？在人與人之間相爭的空檔之中。曾國藩深知在夾縫中生活的必要性和藝術性。知“夾縫”者，可以安身。用《孫子兵法》的話講，“知彼知己，勝乃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