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起初不懂夾縫生活術，他總有一種驕人的姿態，非常驕傲，例如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心裏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鍵，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最迫切的問題。
他的辦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統有五萬嫡係部隊、被清廷斥為“驟勝而驕”，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國荃掛冠歸裏。他說：“弟回籍之折，餘斟酌再三，非開缺不能回籍。平日則嫌其驟，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減湘軍十二營，同時將赴援江西的江忠義、席寶田兩部一萬餘人和鮑超、周寬世兩部兩萬餘人均撥給沈葆楨轄製。這樣，曾國荃所部僅隻剩幾千人了。三是奏請停解廣東、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營，減少自己的利權。縱觀三條，都是曾國藩的“韜晦”之計。他在金陵攻克前還“擬於新年‘同治二年’疏辭欽差、江督兩席，以散秩專治軍務，如昔年侍郎督軍之象，權位稍分，指摘較少”。
雖然後來曾國藩沒有疏辭欽差大臣和兩江總督，但上述三條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懷，使清朝廷驟減尾大不掉之憂，因而立即一一批準。針對曾國荃奏請回籍調理，並部敕散勇南歸一折，七月二十七日上諭說：“該撫所見，雖合於出處之道，而於藎臣謀國之誼，尚未斟酌盡善。”僅僅表示了一番朝廷的“存問”。及至曾國藩於八月二十七日代曾國荃正式奏請“開缺回籍調理”時，很快便得到九月初四日的上諭的批準，其間僅僅七天！曾國荃粗鄙，不能理解阿兄與清廷之間在政治上的這種交易與默契，對於開缺浙江巡撫大為不滿，竟在阿兄移駐金陵，大會賓客之時，一腔牢騷，滿口怨言。
後來，曾國藩回顧此事，對趙烈文說：“三年秋，吾進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麵目。”其實，不止曾國荃，當時朝野上下，深刻地領會曾國藩這種韜晦之計的能有幾人？在大喜的日子裏，不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能敏銳地看到險象，又天衣無縫地消除隱憂，在這方麵，曾國藩顯示了過人的清醒與驚人的才能。
但是，應該再補充一筆。曾國藩實行韜晦三計，實出於無奈，並非衷心如此，故私下仍不免發點牢騷。金陵城攻克後的一年多時間中，曾國荃蟄居鄉村，身體有病，思想有病，“麵色黃瘦”。
同治四年六月初三日，曾國藩在安徽臨淮接到家信，“懸係之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立非常之勳績而疑謗交集，雖賢哲處此，亦不免抑鬱牢騷。然蓋世之功業已成矣，寸心究可自慰自怡，悠悠疑忌之口隻可付之一笑，但祝勞傷積濕等病漸漸減輕耳。”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曾國藩違心地實行韜晦三計，獲得的是什麼呢？除了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之外，便隻能是自怨自艾，自慰自怡了。
雖然如此，清廷對湘軍將領們的疑忌是無時或釋的。因此，俞曲園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向彭玉麟進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