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年以後，當他再次出山時，他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乎賊，尚不如前次之誌；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複，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
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國藩從宦有年，飽曆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斬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
經過多年的實踐，曾國藩深深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麼惟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宮，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世故了。
然而，認識的轉變過程，如同經曆煉獄再生一樣，需要經曆痛苦的自省，每當他自悟昨日的是與非時，常常被追憶昔日“愧悔”的情緒氛圍所籠罩。因此，在家守製的日子裏，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入深深的自責。
在其後的家信中，他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如，在鹹豐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寫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兄之道。千愧萬悔，夫複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證。”鹹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錙銖細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薄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以攄我心中抑鬱悔恨之懷”。
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曾國藩在自我修身方麵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複出，為人處事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03.一定要謹慎行事，防守好自己
從曾國藩的一生來看，確實屢獲朝廷重任，對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然表現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則是惕懼——謹慎行事。如慈禧上台隻十八天，便命曾國藩於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之外，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均歸節製，同時，曾國荃也以記名按察使“賞給頭品頂戴”。對於這種殊遇，曾國藩的感情是複雜而矛盾的。一方麵，他感恩圖報，另一方麵他又深恐自己驟遭不測之災，甚至殺身之禍。
《孫子兵法》中所謂“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這裏講的即為謹慎，是指做任何事情都要細心考慮，防守好自己，才能取得成功。關於“謹慎”，曾國藩有一段從思維進行的論述，他的觀點是：“古之成大事者，須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此話與《孫子兵法》的“慎”、“守”之計相合：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住，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鎧仗鮮明為威敵之要務，恒以取勝。劉峙衡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餘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買白蠟杆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顢頇，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芝中丞來書讚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餘甚愛之。
意為：
自古以來，凡成大事者，規劃的遠大和綜理的細致，兩者缺一不可。弟綜理密微的能力要勝於我，軍中兵械略為精良的，要另外登記在一個賬簿上，親自記住，選擇好人再交給他們保管。古人用鎧甲器械的鮮明亮堂當成威懾敵人的大事，經常靠這一點取勝。劉峙衡對於火器經常維修，對於刀劍卻不講究。我曾派褚景昌到河南采購白蠟杆子，又置辦腰刀分賞給各位軍官、士兵，他們對此很是愛惜、重視。弟嚐試留心這些事務，也是綜理細致的一個方麵。至於規劃的遠大，弟也應講求它。但講到規劃遠大的人，最容易混入到散漫中去。遇事蠻幹、無條理，就算遠大又起什麼作用？有了條理，不混亂，幹事業才能長久。這才是器局宏大，而且沒有弊端的！才接到胡潤芝中丞來信，稱讚弟弟用了“才大器大”四個字。我十分珍愛這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