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國藩的一生來看，確實屢獲朝廷重任，對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然表現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則是惕懼——謹慎行事。如慈禧上台隻十八天，便命曾國藩於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之外，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均歸節製，同時，曾國荃也以記名按察使“賞給頭品頂戴”。
對於這種殊遇，曾國藩的感情是複雜而矛盾的。一方麵，他感恩圖報，正如他寫給沅弟的信中所說：“前此駱、胡、王、薛諸人，皆以巡撫賞頭品頂戴，今弟以記名臬司獲此殊恩，宜如何感激圖報？”另一方麵他又深恐自己驟遭不測之災，甚至殺身之禍。他寫道：“予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日內思家運太隆，虛名太大，物極必衰，理有固然，為之悚惶無已。讀陶詩《飲酒》諸篇，為之心折。”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說：“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這位“結廬在人境”、閑適衝淡的陶淵明，竟然在千多年後引起了身處千軍萬馬之中、書牘旁及的曾國藩的共鳴。
然而曾國藩並沒有如陶淵明一樣，“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裏”，而仍然在調兵遣將，用盡心機，日夜盤算著圍攻天京的“大業”。他一隻眼盯著太平軍，另一隻眼又不得不盯著滿清朝廷。
於是，他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說：“臣自受任兩江以來，徽州失守，祁門被困”，並且“受命年餘，尚無一兵一卒達於蘇境，是臣於皖則無功可敘，於功則負疚良深”，“至於安慶之克，悉賴鄂軍之功，胡林翼籌畫於前，多隆阿苦戰於後，並非臣所能為力”。他把自己無功受祿數落了一頓之後，又把攻克安慶之功，完全算在滿人多隆阿身上，而絕不提曾國荃，這實在是用心良苦。接著他又說，左宗棠“其才可獨當一麵”。
朝廷可令他督辦浙江全省軍務，自己則“無庸兼統浙省”。他這一奏請，一方麵固然是信賴左宗棠，而自己“遙製浙軍，尚隔越千裏之外”，確有困難，另一方麵也是對朝廷中新當權者的態度的一次試探，慈禧等人當然也看透了曾國藩的心計，在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諭中，令他對節製浙江軍務一事，“毋再固辭”，並且說他“謙卑遜順，具見悃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著實把他讚揚了一通。
自然，這尚不能使曾國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顆懸懸之心。所以剛過了春節，他又於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上疏再辭節製四省軍務之命。他在奏折中寫道：“所以不願節製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他擺出一副悲天憫世的架勢，以防止外重內輕的議論來消除朝廷的疑慮。其實，自鹹豐軍興以來，團練四起，權在督撫，清朝廷早已形成外重內輕的局麵，而湘軍在當時尤有舉足輕重之勢。這點，朝廷清楚，曾國藩更加清楚，隻是薄薄的窗紙無需捅破，因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鎮壓太平天國，另一方則要利用對方的威勢來保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並為自己謀求進身求利之階。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諭說：“當此，江浙軍務吃緊”之際，“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甚至加封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