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瑪克認為，在東亞，由於農業能夠對人口提供真正堅實的支持，並一直持續不斷地為這一地區的關係提供環境支持，因此中國能保持相對穩定。和平時期，中國一直是東亞大國。混亂時期，中國的再統一是各方角逐者能夠獲得的大獎，征服中國也是日本等鄰國的最終目標。雖然征服王朝的例子說明，周邊國家或民族能向中國的權力發起挑戰，但中國的中心地位卻不容置疑。
中國的中心地位由於受到東亞地緣的限製，即有優勢也有劣勢。北方遊牧民族有令人生畏的後方，包括從北京一直到北冰洋這樣長的距離。長城證明，農耕民族長期暴露在北方遊牧者的威脅之下。而另一方麵，在能夠協調自己的能力時，中國是一個令周邊國家恐懼的對手；甚至當中國陷入混亂時，絕大多數侵略國也不能對付它。同時，征服者接受了中國原有的統治模式，不僅因為這是一種慣性，也因為政治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持續努力被中國的這樣龐大的規模消耗殆盡。
由於中國具有中心性，而不是一個處於支配地位的霸主，中國的外交選擇包括兩個合乎邏輯的極端：消滅對手，或自我孤立。消滅反叛勢力雖然令人滿意，但成本昂貴。康熙皇帝在1696年曾毫不留情地追捕噶爾丹。為了對付5000名敵軍，需要派遣8.3萬名軍人，及6000輛補給大車。而自我孤立的成本要低得多。由於中國的基本上可自給自足，孤立有有一定道理。但這項政策，將城門之外的土地留給別人控製，等於剝奪了中國外交所做的努力。
曆史上，通常中國北部邊境安全很難得到保障，南部邊境較安全。在北部，麵臨的是管理軍事邊疆的任務；在南部，任務是管理行政邊疆。當遊牧民族取得勝利的時候，新的征服者把他們的原有的土地納入中國。例如清朝就創立了巨大的領土緩衝區，從西藏延伸至東北各省。在南部，中國麵臨的任務是維持秩序，發現經濟，而不是風險管理。
16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博丹曾提出地理環境論一說，地理上的緯度的不同決定了溫度的差異，並對社會產生不同影響，而地理環境決定了國家的民族性格，國家形式，社會進步，飲食習慣，文化生俗等。因此，氣候，地形，水土等等因素都會對民族性格產生影響。高緯度地區由於太陽輻射相對較少，氣候寒冷惡劣，民族性格相對強悍、堅韌、極端、急躁等；反之，溫暖晴朗，陽光普照的低緯度地區，民族性格平和、任性、散漫、包容等。東南亞炎熱的氣候、豐富的物產都使得國家的民族性不夠強。
在東南亞的10個國家中，曆史上，世界各國習慣把越、老、柬、泰、緬五國稱為東南亞的“半島國家”；而將馬、新、印尼、文、菲五國稱為東南亞的“海島國家”。馬來西亞在大陸和島嶼上各有一部分領土，兩地最近的直線距離大約有600多公裏。這些國家都在中國的南方，是中國的陸地或海上鄰國。
中南半島總麵積約210萬平方公裏，地形比較特殊，山川大勢多南北縱走，地形結構像張開的手掌。中南半島上越、老、柬、緬和泰國等5個國家中，隻有老撾沒有出海口。中南半島上的河流主要河流是湄公河，它源於中國境內的瀾滄江，流入中南半島後被稱為湄公河。湄公河全長約2668公裏，流經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注入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