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說我所見到的羅隆基。1953年，北京市成立抗美援朝總會（後改稱“和大”），劉寧一、劉貫一為秘書長，崔月犁為副秘書長，廖承誌、唐明照、羅隆基也是負責人。“和大”主要做民間外交工作，羅隆基為宣傳部長。他每次見到我，都是滔滔不絕。他們在室內談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每到休息時間，羅隆基一進入休息室，就給我們這些秘書人員大講外交。他說：“什麼叫外交？就是和外國討論協商，爭取對本國最大的利益。一般情況下，你讓一點兒，我讓一點兒，才能達成協議。根本點是國家利益。和外國交往，合作、妥協或對抗，國家關係是演變的。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不可能固定。他公開在休息室講：“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會使國家吃虧，美國因此把我國看作蘇聯的附屬，有損我國的國際地位。隻有獨立外交，才能使我國得益。”我注意到，每次他講這類話時，劉寧一、廖承誌、唐明照等，都在回避。後來，我和崔月犁談起此事，崔說：“羅隆基是口無遮攔，他不讚成毛澤東的‘一邊倒’政策，我們怎麼辦？不能附議，也不便駁斥，隻好躲開。”現在想起來，羅隆基真是關心國事，熱心宣講他的主張，不怕得罪領袖，是真正的“諍友”。
反右派，把民主黨派搞得七零八落，全社會就萬馬齊喑了。“文革”更是把人往死裏整。“文革”後，胡耀邦說了一句實在話：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是我們在許多方麵對不起黨外的朋友，不是人家對不起共產黨。毛澤東說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位民主黨派人士就說：什麼“長期共存”？是你決定我活到什麼時候，我就活到什麼時候；什麼“互相監督”？就是你監督我，把我監督成右派。胡耀邦說，中共和民主黨派“榮辱與共”。有的民主人士也唱了反調：“榮我們沾了點光，辱我們可不負責，你們搞的錯誤沒我們的份兒，‘文化大革命’也好，‘大躍進’也好，都不是我們搞的。”
到煤炭部辦報
1964年我還被下放在門頭溝煤礦，煤炭部長張霖之要辦一張報紙，當時政治氣氛比較輕鬆，人家推薦了我。煤炭部是先調人，後調檔案。要先調檔案，我是去不了的。張霖之親自接見了我，說：現在煤炭係統每年因安全事故死幾百上千人，主要是不重視工程質量，我現在要辦張報紙，宣傳質量的重要性，發到每個班組，每期發行40萬份。人家推薦你，說你有這個能力。你要人調人，要錢給錢。張霖之真是痛快極了。
我1964年5月4日調到煤炭部，做了兩件事，一是組織了一個編輯部，召開了全國煤礦報紙工作會議，張霖之部長作報告，我給起草，主要講煤礦生產必須重視安全，質量第一。另一件事，是辦起了一個印刷廠，用的是上海《申報》的老機器，《申報》用了80年，還是很好。那時是鉛字排字，我們的字模比《光明日報》印刷廠的還齊全，是張霖之部長找陸定一批了才搞到的。到1966年5月，報紙出了五期試刊。“文革”開始了，一切都完了。張霖之部長被活活整死，他主張的“質量第一”，被批判為對抗林彪的“政治第一”。
我在科學院
粉碎“四人幫”後，我在路上碰到王漢斌，他穿著滿身油膩的工作服。我說：漢斌，你又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在“文革”中落難以後，被安排到北京市一個小建築公司當革委會第八副主任，管食堂和幼兒園。王漢斌曾是北平地下黨（南係）學委書記。北平和平解放時，他寫了《告北平市民書》，文采出眾，被彭真發現，調往北京市委任政治秘書、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次我們見麵後沒多久，他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有人向王漢斌推薦了我，我於1978年3月被調到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
王應睞發火
邢：請您講講在科學院遇到的人和事。
高：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兼生化所所長王應睞是生物化學方麵的權威，學部委員。他最得意的一位門生被派往美國留學，卻不讓她的愛人一起去，理由是夫妻同去，不就可能溜了嘛。那時候大使館有規定，參讚以上的人可以帶老婆，其他人不可以。外交部的一些夫妻，一個派到歐洲，另一個就派到非洲，故意讓人家分開。王應睞說：年輕夫妻不在一塊，你可以，我也可以，但有些人不行，這是生理需要。王應睞還說，我這位門生在國外和外國人睡了覺，她男人也是科學院的研究人員，諒解了她。可是科學院讓她馬上回來。她的科研題目沒幾天就成功了，卻讓她停止科研工作。這個女的一看非要她回來不可，顯然要批鬥她，就不回來了。王應睞為此火透了。他認為，應該允許科研人員夫婦一起去，這是人性。他和我說了這件事，我寫了一份《王應睞同誌對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意見》。送給院領導參閱。方毅看了，批示：要研究。胡克實批：值得重視。但也有領導說，太過分了。後來這個材料成為解決夫妻可以一起同時出國工作的一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