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開展肅反運動，我父親被抓起來了，三條罪名：“惡霸地主，豢養地主武裝，反對土改”。我父親不可能有這些罪行，他是個文人。但那時候說不清道不明。機關開展肅反運動，我成了第一個重點對象。批鬥會上，讓我交代父親的“惡霸”罪行，逼問：你家有幾個黑牢？他搞過幾個丫頭？有多少槍？我說，我家多的是書。還有人揭發我攻擊領導。因為我說過崔月犁文化水平不高。我上初中三年級時和黃炎培通過信，被說成是向中間勢力靠攏，而中間勢力必然走向反動。因此，認定我思想複雜，不能留在黨內。在肅反五人小組的領導下，開支部會把我“勸退出黨”。會後，我給市委領導寫申訴，請崔月犁轉交，三個月後就得到平反。市委機關黨委書記臧裕生親自來市委統戰部召開全體大會，宣布劉仁同誌的意見：“肅反運動是肅清反革命，不是搞思想問題。你們對高鍇的結論要重新審查。”崔月犁第一個發言，他說：“高鍇說我水平不高，我這人是水平不高，這不能說他攻擊我，更不能說他反對領導。”崔月犁寫的東西，常讓我看一遍再發。他說：“把把關，看有什麼問題？”有一次我對他說：“哈！我抓到你三個錯別字！”辦公室主任批評我：“你哪像秘書的樣子，怎麼能以這種態度對首長？”崔月犁說：“我就要他這樣子！”開統戰會議，他總問我對他的報告有什麼意見。有一次我確實說過，他的報告“水平不高”。他也不生氣，還檢討說：“這次準備匆忙了，是沒有講好。”其實他很愛學習。晚上還讓公務員教他代數。
機關黨委雖然給我平了反，但肅反五人小組在我檔案中留下了大量虛假材料，導致以後每次政治運動都把我作為審查對象。我父親被關了三年。30年後，金山縣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此案。於1989年四月判決：“原判‘惡霸地主’等罪名，純係訛傳，實屬錯判，應該予以糾正”。但他早已抑鬱而死。
《北京日報》遇周遊
我在統戰部，早晚看到整我的那幾個人，心裏別扭。原來在燕京學的是新聞，就寫信給鄧拓要求去《人民日報》。他回信表示歡迎，但市委領導決定讓我去《北京日報》。1957年3月，我向時任總編輯周遊報到，他很歡迎，說：你剛來，我給你創造條件，希望你做出成績。報社準備成立一個“鳴放編輯室”，請你當主任。當時中南海召開鳴放座談會，一個是工商界的，一個民主黨派的。座談會的宗旨是“幫助黨整風”。隻讓《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四家派記者，《北京日報》派了我，每天到那兒去采訪民主人士。
毛主席要求他們多提意見，參加座談的人個個誠懇熱情。我實在回憶不起來有哪一個民主人士發言是攻擊黨的。6月8號前一天，李維漢邀請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在歐美同學會俱樂部吃西餐，他致詞說：“這些天感謝大家。”就在第二天，《人民日報》登出文章，標題叫《工人說話了》。風雲突變，在座談會上提意見比較尖銳的民主人士，紛紛被打成右派。《人民日報》報道說，章乃器惡狠狠地提出“二十年定息”問題。我參加會了，親耳聽見章乃器講得有道理，而且是以討論形式提出問題，怎麼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更不是“惡狠狠”，我當即寫了一封信，交給黨支部書記，請按照“八大”黨章規定，反映給黨中央。我寫道：“我是共產黨員，必須反映事實。章乃器發言時我參加了，那天《人民日報》記者沒有來，寫的不是那麼回事。”後來才知道章乃器是毛澤東要搞的，管你說沒說這種話呢。於是，我大難臨頭，成了包庇章乃器攻擊反右派的大罪人。那時，我到報社工作才三個多月，找崔月犁談此事。崔月犁當著我的麵，給周遊總編輯、範瑾社長各打了一個電話，說：“高鍇同誌在我這兒工作很多年了，人是很熱情的，工作積極努力，但是政治水平低，思想糊塗。”這麼幾句話，就把問題性質引向“人民內部”。我回報社碰到周遊，他跺著腳對我說：“你怎麼那麼糊塗，你怎麼那麼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