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人們心目中，學者的地位高於政府官員，群眾認為他們是有學問的，聽他們的沒有錯。1952年思想改造，貶低了學者；1957年反右運動把學者打成右派；“文革”時又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
孫孚淩是哪天當上資本家的？他原來在昆明上大學，是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北平圍城的時候，他哥哥跑美國去了，他爸也想到香港躲一躲，打電報說，你趕緊來。孫孚淩的老朋友王剛、鄭懷之也勸他來，發展實業經濟，建設新民主主義嘛，他就趕到了北京。他爸爸寫了一封委任狀：委任孫孚淩為福興麵粉廠廠長。福興麵粉廠當時是北平最大的私營廠。所以他是1949年1月初才當的資本家。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市委領導接見工商界人士，第一次公開見的人隻有三位：劉一峰、樂鬆生和孫孚淩。孫孚淩做資本家沒有幾天，就成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王剛、鄭懷之都是地下黨員，後來都是市委統戰部的幹部。
還有馬寅初，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們對他非常敬重。1946年，在上海到交通大學聽他演講，在白色恐怖下，他公然諷刺“老蔣”。他說：誰想發動內戰？就上那個“娘希匹”。他做北大校長後，國慶節前夕對學生講話：“明天兄弟要上天安門去檢閱你們！”第二天北京大學隊伍一進入天安門廣場，學生們親眼看到馬寅初站到毛澤東旁邊指指點點。那時候，每年舉行“五一”、“十一”兩次遊行，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可以來回走動，民主人士可以到毛主席身邊說說話。不像現在，都是固定的位置，安排在左邊的，不能往右邊；安排在右邊第三的，不能走到第二個。
1951年9月，北京市人民代表會議（人大前身）討論“三洞門”要不要拆。那時，天安門前左右都有一座“三洞門”，擋住路，遊行隊伍經過這裏就散了，軍旗還得放下來。有“三洞門”擋著，看不見對麵，出過交通事故。一些司機就說不讓拆“三洞門”，就是反革命。其實，按照梁思成的主意，搞成環形大道不就成了嗎？討論“三洞門”那天，林徽因、梁思成、金嶽霖三個人坐在一塊，表示堅決反對拆。彭真主持會，統戰部部長李樂光是秘書長，我是秘書，因為要求發言的人多，李樂光讓我坐在主席台右側一個小桌子前麵，放一個馬蹄表，規定每個人發言4分鍾，到時間我就按馬蹄表。那天發言的有30多人次，上午會開不完，下午接著開，開到晚上七八點。當時開會，都是各人回家吃飯。開會時間長了，大家都餓著肚子。激烈爭論反對拆“三洞門”的大約有五六位，梁思成一人發了三次言。要求拆的有二三十人。人們缺乏知識，思想比較激進，覺得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大街嘛，留這些封建遺跡沒有意思。梁思成明白拆“三洞門”是拆北京城牆的前奏，因此他在會上講了新北京城的構想，他主張新北京城應該搬出老北京城。在老北京城前門外可以下船，運河弄寬了，船可以一直開到杭州。林徽因說，文物是不能複生的，拆了後悔就來不及了。這些中肯的話，那時是不被人理解的。會議結束前，通過了拆除“三洞門”的決定，從林徽因座位上傳出嚶嚶哭聲。我印象很深，這時，彭真親自走到她和梁思成麵前，安慰她說，你們對文物、對建築藝術的愛護，是值得欽佩的，表示對他們的尊重。不管怎麼說，發言者這麼多，正反兩方麵意見都可以敞開說，是一次民主的會議。盡管這次會議的決議是錯誤的，是對文物的破壞，因為人們的思想有局限。但是，這樣熱烈的辯論，在反右派運動以後，永遠也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