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遊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是1935年燕京大學新聞係學生，我的老學長。抗戰時他帶領同學龔普生、龔澎姐妹奔赴解放區。1938年在延安入黨，曾任《晉察冀日報》主編。新中國成立後進城，擔任北京日報社副社長兼總編輯。
反右期間北京日報社打了23個右派，都是業務骨幹，都是他想方設法從各單位選調來的適合搞報紙的人才。包括叢維熙、李濱聲、沙軍，都成了右派，他有苦難言。“文革”後，他和我是鄰居，他推心置腹地說：“我每天苦苦思索幾十年來走過的路，不想清楚不行啊。”談到反右，他說：那時上麵壓任務指標，社領導不能不執行。有的領導像瘋子一樣，抓這個，抓那個，越是業務好的，越看著不順眼。我想過，如要阻攔，我必將成為右派總後台，因為這些骨幹都是我調來的，都和我關係好，那報社就不知道要打出多少右派了！我隻能兩害相權取其輕。盡量設法緩和點，少打右派；對打了右派的，盡量從輕處理。”1978年胡耀邦主持組織部工作，右派改正的信息一傳來，他就寫了報告，提出1957年北京日報社打的23名右派分子統統打錯了。
沒有給我戴右派帽子，但定為嚴重右傾，周遊急匆匆讓我下放勞動。他說：你來這兒不到四個月，趕緊下放，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他讓我盡快離開大家的視線。那時候群眾運動，領導也做不了主。一旦被貼很多大字報，就難以挽回。群眾運動是非常可怕的，簡直是互相撕咬。一些人為掩蓋自己說過一些“右派言論”，拚命揭發別人。可悲的是，幾個咬人最凶的人後來也成了右派。第一批下放勞動有十來個人。社長範瑾對我說：“你還是好同誌，但是思想太右了，必須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啊。”
我以“戴罪之身”被下放到京郊石景山區魯穀村勞動時，崔月犁還是幫助了我。他到石景山區搞調查研究，特意到我的小屋裏住了兩天。這是不得了的事，周圍的人、村幹部們對我就溫和得多了。我沒有戴右派帽子，又不能回報社工作。後來發配我到北京礦務局門頭溝煤礦，待了五年。正逢三年困難時期，艱苦地勞動，吃不飽飯，我1.8米的大個子，體重從140斤降到108斤。
和政協人士交朋友
邢：您在北京市委統戰部時，接觸過不少民主人士吧？
高：我們是真心誠意和民主人士交朋友。時任統戰部長的李樂光，1931年清華大學畢業。全機關18人，都來自清華、北大、燕京、輔仁，在地下時期入黨，都是理想主義者。幹過很多“左”的事情，但絕不是存心整人。李樂光領導北京各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整了很多老教授。但1954年他因病去世後，潘光旦教授（李當年的清華同學）主動要求為他執紼送葬。我眼見潘光旦在李樂光墓前涕淚橫流。
那時對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他們當時也敢說話，因為他們有過革命曆史，在群眾中有威望，每個人有專長，有的還是世界性人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中山紀念堂開大會，錢端升從西邊的門進來向東走，走得很慢，皮鞋咯噔咯噔，走了足有兩三分鍾，會議為此停下來，等他坐下才繼續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