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高鍇
采訪者：丁東（以下簡稱丁）、邢小群（以下簡稱邢）
高鍇，學者、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委員。
我的家世
邢：您先後在北京市委統戰部、《北京日報》社、煤炭工業部、中國科學院接觸過許多風雲人物，請您談一談。
高：就從家族和個人的經曆說起吧。
我們家是書香門第。祖父在清朝光緒年間中過舉人，辦了兩所學堂。我老家在上海郊區的金山縣。家族的很多事跡我是從縣誌中知道的。我的家族裏有很多同盟會會員。堂伯父高旭鼓吹推翻清朝政府，被通緝，逃亡日本，結識孫中山，參加同盟會。次年秘密回國任同盟會江蘇分會會長。他介紹柳亞子、姚光（我舅舅）等入同盟會，1909年發起成立“南社”。南社第一任主任是柳亞子，第二任主任是我舅舅姚光。現在我家祖上的房子被拆光了，舅舅家成了南社紀念館。南社1000多人時，我們縣就占150人，高家老一輩人幾乎全是南社社員。國民黨起家，靠兩股力量，武的來自黃埔軍校，文的來自南社。南社是當時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反滿清、倡民主”的知識分子組織。姚光還發起組織過“自由黨”，民國建立後，並入國民黨。黃炎培在土改時說：江南無封建。意思是說，江南的地主不是靠皇帝分封，而是祖輩上傳下來的，是自己發家致富的。我家祖上是山東逃荒的災民，逃到金山衛海邊，從雇農開始，而後是貧農、中農、富農、地主。這種家庭名義上被稱為“財主”，其實生活很儉樸。日本統治時，我在上海南洋模範學校住校，生活很艱苦，比起現在城裏上學的學生，天上地下。最近有一篇文章說：一個不想發家致富的農民不是好農民。這句話是事實。一個家庭，如果三代子弟都有出息，沒病沒災，這個家就發了。如果沒有出息，再富的人家，用不了多少年，就可能破產。我家裏沒有人抽鴉片，沒有人賭錢，祖父中了舉人後，把後代全培養了出來。
我們家裏也沒有人做官。祖父辦學堂，除了講授“四書五經”外，還教數學和外語，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教育。我父輩七人，個個精於儒學，也都通曉西方文化。這跟當年江南的開放有關係。我的伯父高平子是中國現代天文學的開拓者，他和於右任、翁文灝在震旦大學同窗。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很高，我伯父在紫金山天文台每月500銀元，不得了。那時普通人每月兩塊銀元就夠生活了。1986年，國際天文學會鑒於伯父的貢獻，開會決議把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高平子”。我父親是老二，詩詞特好，他在上海大同大學學英語。我三叔早年留學美國，學法律。小叔父在震旦大學攻讀西方文學。我堂哥和我大哥20世紀30年代留學法國，學建築，後來都從事教育。他們是從封閉走向開放的一代。我三叔的兒子高錕，發明“光纖通訊”，開創了信息時代，2009年榮獲諾貝爾物理獎。一門之內，兩代人出了兩位世界級科學家，絕非偶然，是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結果。
高錕得獎後，一些報刊記者來訪問我。我告訴他們，高錕是1949年16歲時隨父去的香港，後去英國留學。有記者天真地說：如果他不去國外，我國就可以有諾貝爾獎得主了。我告訴記者：如果高錕留在國內，由於家庭出身，很可能連大學都上不了；有幸上了大學，在1958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很可能被“拔白旗”；如果有幸做科研工作，到了“文革”肯定會被當作“修正主義苗子”批鬥，總之，在極“左”路線下，如果他在國內，將一事無成。我說的是實話。
高鍇
我曾經也很“左”。1949年以前，參加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把國民黨的一切都看扁了。其實，國民黨曾經是很革命的。我對自己家裏老一輩“反滿清、立民國”的曆史視而不見，直到“撥亂反正”以後這些年，才有點明白。我的叔祖父高吹萬，是著名詩人，又是江南著名藏書家，藏書十多萬卷，其中一千餘種孤本，非常珍貴，1949年後都捐獻給了國家。他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20多歲時，就和我堂伯父高旭等創辦出版《覺民》月刊，鼓吹民主革命，反對腐朽清廷，甚至點名批判慈禧太後，這在當時是犯殺頭罪的，但他們在刊物上署真名真姓，注出版社地址，真是英勇無畏！高吹萬1958年去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厥文挽曰：“南社早蜚聲，金山一代英。筆搖清帝鼎，夢斷嶽王墳。革命心腸熱，攘夷思想新。遺詩千百首，一讀一酸辛。”和我叔父同時代的先輩，稱頌他是反封建的先驅。我是他的侄孫，卻曾經把他看作封建老頭，這是無知加“唯我獨革”的思想在作怪，正是“左”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