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歲上私塾，後來到上海南洋模範小學、中學讀書，直到高中畢業。這個學校大部分學生是上層人家的子弟，有人說是貴族學校。但是從1945年到1949年，這裏出了135個中共黨員。抗戰以後，一大批官僚子弟也被送進來了，和我同年級的有蔣介石的外甥，白崇禧的兩個孩子。學校一視同仁，校風很好。誰功課好誰受到尊重。每年公布名次，蔣介石的外甥功課不好，一個年級三個男班，一個女班，145人，他外甥名次排在最後。念得不好的人，別人看不起。他在家裏哭著說，我不能在這兒了，就退了學。這個學校功課重，成績好，出了一大批各界專家，院士就有幾十個。真是了不起的模範學校。
1946年春假，我到杭州去玩，在回來的火車上，看到國民黨憲兵在打罵一個賣雞蛋的老太太，上前和他們爭吵，下車時被抓到憲兵23團被毒打了一頓。挨打以後，人自然就“左”了，凡是看到報上反對國民黨的話，我都信。從這年開始我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反迫害，反饑餓，要民主，要自由。
高年級的同學王政人、楊昌琪等，約我一起找校領導要求成立學生自治會。後來知道，他們都是中共地下黨員。自治會成立時，我是聯絡幹事，另一聯絡幹事是徐惟誠。唐文治的孫子唐孝威，和我小學、中學一直同班，他從小學到中學從來是第一名。那時，第一名的學生威望最高。他來找我，跟我說，一個人搞革命，造反十年也成不了事，應該參加個組織。我問：“什麼組織？”他說：“中國共產黨。”嚇了我一大跳。如果我不願意入黨，唐孝威的黨員身份就暴露了，馬上就得潛伏起來。地下黨組織實際上早就在考察我，有了基本信任，才找我談。這樣，我就成了中共地下黨員。
1949年後，組織上決定讓一批黨員上大學，唐孝威上了清華，我上了燕京。那時大學都是各自招生，我報考了四個大學，都考上了。我原想上北京大學，但組織上讓我去教會大學，我去了燕京。1949年夏季，燕京招了400名新生，占全校在校生總數的近二分之一，新生裏隻有我一個黨員，工作非常忙，同學關係非常好。那時黨的力量小。不依靠黨外同學，什麼事情都做不了。1951年初的一天，我正上課，黨總支組織委員招手讓我出去，告訴我：組織決定抽調你去市裏工作，盡快報到。那時組織一聲召喚，堅決響應，根本不考慮學業從此會中斷。第二天，我就背上鋪蓋卷上路了。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統戰部。項子明對我說，原來是想讓我當錢俊瑞（教育部長）的秘書，被市委卡下來了，因為我的上層關係多，搞統戰工作合適，於是分配我給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崔月犁當機要秘書。
我的首長崔月犁
崔月犁出身普通農家，小學讀了五年，中醫學徒三年。1937年入黨，當過八路軍軍醫。他原名張廣胤，參加革命後，組織上讓他去黨校學習，遂改了名字。他說，時值春天，一天傍晚，看到在依稀可見的月光下，農民趕著牛在田裏耕地，就取名崔月犁了。以後工作需要，他也姓過李，有過其他名字。大概他喜歡這個名字，就一直正式沿用了。1942年，他在劉仁的領導下，到平津做地下工作。他非常機警，潛伏八年之久，做了大量工作，未被敵人抓捕過。1946年他介紹王光美參加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做葉劍英的翻譯。1948年，他領導傅作義女兒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動員傅作義起義。新中國成立初曾是彭真的政治秘書，非常能幹。
“三反”、“五反”運動時，崔月犁兼任北京市“五反”運動總檢察長。組織了幾十個工作組到被懷疑有嚴重違法行為的私營工商業戶進行檢查。我跟隨他到一些地方檢查，發現普遍“搖煤球”，就是讓被檢查對象站在中間，讓其他審查的人在四邊把他推來搡去，越搖問題越多，事實上是逼供信。我們還發現，各處家屬一片哭聲。崔月犁馬上向劉仁、彭真彙報，提出：製止“搖煤球”，對家屬，生活要安置好，要確保孩子能上學。後來，崔月犁又帶著北京一百多名幹部支援上海搞“五反”運動。我也跟著去了上海。當時，上海資本家在“五反”壓力下，跳樓、跳黃浦江的有三四十人，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親自給我們“五反”工作團作報告，要求“手下留情”。我們在上海沒有組織工人鬥資本家，而是“背靠背”組織資本家學習班，讓他們自己交代。有資本家或其家屬哭泣的，崔月犁總讓工作組勸他：隻要好好交代，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強調不要擴大矛盾。當時“五反”工作團，即“打虎隊”，大部分人是越“左”越好。隻有崔月犁這樣的幹部敢說這個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