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已經有了反擊的音訊，他還把這個草案拿出來？
黃：知道，那也得拿。當時有人說他“到這時候了你還為章伯鈞賣命”。因為他要對曆史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追求。
邢：他後來降成幾級教授？
黃：二級。
邢：一直沒離開北師大？
黃：對。但不能教書，就在校內勞動，掃廁所，幫著抄大字報，但我母親蔡徹卻成了替罪羊，不斷地下鄉勞動，先是到京郊百花山，後來又到山西“四清”，“文化大革命”中期又到山西臨汾勞動。到了60年代，慢慢緩和了，父親1961年摘了帽，但不能給本科生講課，隻能給研究生上課，隻能講古文論，不能講現代的。古文論講了一段，後來又說不行了，於是就在家研究吧。鍾先生降成了三級教授。說鍾先生言論沒什麼大問題，但態度不好，不太認錯，所以給他降成了三級。其實就是覺得他老實好欺負。但我覺得，實際上如何處理，並不是學校這幾個人就能說了算的。
家父脾氣很大，不怎麼認錯，他當係主任時，常常不買賬，給那些係秘書難堪，係秘書常常在會前寫好一些小紙條給家父，讓他在會上講，家父有的講，有的不講，有的按自己的意思講，事後還訓係秘書，“你有意見去彙報好了，我不怕你彙報”。他被定為右派後，有一次開他的批判會，有一個學生上來揭發，說他如何如何，結果他在批判席上勃然大怒，指著那人說，這話我沒說過，你這樣講你要負責，結果嚇得那人臉色灰白，灰溜溜地就下去了，後來就不敢再開他的批判大會了。聽家父講，給他摘帽也不是學校主動提出的。那時大形勢轉暖，小平同誌找北師大校領導問家父改造的情況，校領導則說，此人態度不好，不怎麼認錯，建議不摘帽。但小平說，“二幾年的老革命了，還戴個右派帽子，摘！”這才給他摘了右派帽子。
有意思的是，與他一同摘帽的原北師大副校長傅種蓀老先生，在傳達摘帽的會上，倔脾氣又上來了，說，先前說我如何反動，把我劃為右派，現在又說我確實改造好了，我覺得我還是那樣，沒有什麼變化。對於傅先生，家父內心充滿敬佩，但他還是悄悄按了按傅先生的手，打住了他的講話。回家的路上，家父勸他不要太書呆子氣，說，這都是政治的需要，想開一點吧。但傅老先生則始終處在亢奮的狀態中，最終腦溢血去世。
總之家父的心態還是比較平和，這可能是與他見過一些世麵有關，見的世麵大了，對學校那點事，就不會覺得有什麼了不得了。60年代初，政治氛圍相對寬鬆些，周揚找他談話，說，文藝理論你還得接著搞，還要多寫寫文章，現在有水平的人不多啊。60年代初的政治回暖，在高校震動還是挺大的。學校的領導馬建民在校內見到家父也主動上前打招呼，說：“黃先生，你改造得怎麼樣？中央領導都很關心你呀。”還是很客氣的。直到60年代初，都還可以。
丁：同為當年的六教授，改革開放後，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都很活躍，令尊為什麼比較低調呢？
黃：家父不隨便捧人，不順杆爬。對於改革開放，他是積極支持的。在1985年春天的政協會上，他作為政協常委提交了一份關於反腐修憲促政改的提案，石沉大海；1985年年底，北師大學生衝出學校，徒步走到北大串聯，呼籲聯合行動，反對腐敗。第二天中央電視台來電話，要求采訪，家父拒絕了。後來北師大統戰部來電話，也說這事，同樣被拒絕了，家父借口身上發冷，不舒服。後來中央電視台又來電話，說隻采訪5分鍾，家父還是拒絕了。但當天晚上，費孝通和錢偉長都出現在了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費孝通笑嗬嗬不急不慌地說，同學們的政治要求是好的，但中國的事比較複雜，不能著急，隻能慢慢來。錢偉長也說了類似的話。改革開放後，一些英美派知識分子學乖了，提出知識分子不適宜搞政治，因為知識分子沒有時間、精力糾纏那些事務性的事情，等於放棄了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而那些比較有看法的社會民主派，情況不同，所以一直比較受壓。當然家父年事已高，身體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