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慶典完了之後，他何去何從，卻頗費周折。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府委員的消息，算是對他前半生參加革命的一個交代。我的解讀是：此人有能力，可給予一定的職務，但不宜留在首都北京。對這個安排，家父並不滿意，他並不想回廣東去任職。麵對大批人員不願返回原籍任職的情況，周恩來親自出來做工作，頭一個就找家父，說你在廣東代表中影響很大，對廣東的地方情況又熟悉，回去先任教育廳副廳長，廳長是杜國庠，也是你的老熟人。但家父執意不肯，周又說，現在北京沒有那麼多職位，安排不了這麼多人，你先回去帶個頭，以後願意來北京還可以再調回來嘛。但家父還是執意不從，說自己不一定要當官，教書也可以。結果不歡而散。後來周恩來對別人說，沒見過這樣不給麵子的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省廳級幹部已經不算小了，因為那會兒官少嘛。但家父有自己的想法，幹思想文化這行的，一定要待在政治文化中心，不然人就會越混越抽抽，新中國建立之初有一種說法，大地方人多官多不好混，車子是越坐越大，房子卻越住越小，因而許多人寧願待在地方上稱“山大王”。但家父想法正好與之相反，他並不太在乎車子房子這些物質待遇，他看重的是政治文化中心能得風氣之先，便於施展自己的思想抱負。他也深知，自己不在黨內，做官不宜，到外地去做官更不宜，一天到晚隻能像泥菩薩似的陪著別人坐在那裏開會，所以家父堅決不去。後來周揚也跑來問他，你到底想在政府工作還是教書？我爸說，還是教書吧。於是就這樣定了。
邢：不當官，能不能當作家？
黃：他又不是職業作家，沒有豐富的生活，寫不出東西來怎麼辦？教書吧，他搞文藝理論也在行，而且有生活感受，同時也不妨礙他兼搞些創作，所以還是決定教書。接下來就是去哪所高校的問題。開完政協會議後，他們這些“待分配”的代表就從北京飯店搬到了前門西河沿的政協招待所，當時鍾敬文先生想去北大，可是北大沒有請他。按老規矩，教授得要有學校派人來請，才能正式簽約生效，而家父認識的文化人葉丁易，這時已成為北師大的軍代表，並派學生前來邀請，於是家父就拉鍾敬文說：北大那邊既然不請，咱們索性結伴到北師大來吧，北師大這邊清規戒律少，也是藏龍臥虎之地。所以，他們就都來到了北師大，後來在家父的帶動下，原來他們達德學院的好幾位教授，像經濟係的陶大鏞，心理係的朱智賢，還有搞邏輯學的馬特，好幾位都去了北師大，給北師大帶來了一股實事求是、敢於創新的學風。
邢：一來就定為一級教授？
黃：沒有，定教授是在1955年。當時是草創，最開始都是按小米折工資，我查過一次檔案，他好像一個月拿四五百斤小米，比老校長陳垣少幾斤。文藝理論教研室是他來了以後自己創建的。起初是語言學家黎錦熙先生當係主任。1952年院係調整後，學校就讓家父擔任係主任，並以年事已高為由讓黎錦熙回家帶研究生，不給本科生講課了。後來知道黎先生曾做過毛澤東的老師，才又重新對他客氣起來。當時對高校，頭一步就是用一些像家父、鍾敬文這樣的進步教授取代原來的老學究和留過洋的教授；接著就是用聽話的進步教授來取代家父這樣不聽話的進步教授；再下一步是用黨員老教授取代黨外教授；再下一步就用新中國成立後培養出來的黨員教授來取代這些受“五四”熏陶的黨員教授；而後又用反右起家的人取代新中國成立後有右傾思想的黨員教授，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教授，知識分子集體成了“臭老九”。
自從家父未聽從周恩來的安排，一直比較受官方冷遇。而他自己樂得逍遙，幹完自己的工作，常常走街串巷，了解民俗民情，品嚐京味小吃，或鑽進茶館裏要壺茶，聽聽評書，有時手裏捧著一包花生米，一邊走一邊吃，一副不屑的樣子。後來官方發現家父並不是嫌官小，確實是熱衷於文化教育工作，所以慢慢又對他熱乎起來了，1954年第一屆人大會議，選他做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文藝報》改選，要他做編委，同年還讓他率賀敬之等人赴東德參加席勒逝世150周年紀念會；1956年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讓他作主題發言。他自己也常常在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1955年，高校定級時，家父身為係主任，自然要姿態高一點，給自己報了一個二級，但批下來是一級。而穆木天教授自己報了一級，批下來是二級。穆先生鬧情緒，揚言罷教抗議，家父向領導做工作，說穆先生比他資格老，能否把他的一級讓給穆先生，但上麵不同意，而穆先生聽到此事，就繼續工作了。
邢：看來，這時官方對你父親還是客氣、尊重的。
黃：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能活下來，有人說，就是因為他後來沒再入黨，如入了黨，“文化大革命”時就沒命了。這話千真萬確。“文化大革命”期間，隻要你在國統區待過，就認為你不是叛徒就是特務，覺得你同情知識分子，是修正主義的隱患，所以往死裏整，像司馬文森、陳同生、範長江，都是家父當年的摯友，不是通通被整死了嗎？北師大黨委書記程今吾，年輕有為，但“文化大革命”沒完沒了地整他、批鬥他，大冬天的給他在“牛棚”外邊搭了一個狗窩，晚上讓他鑽進去睡，結果活活把他凍死了，當時我們都不大理解，哪來那麼大的仇恨啊？後來一查，發現他原來也是從國統區來的，因為“文化大革命”前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比較著力，引起了“極左”分子的仇視，所以把他往死裏整。而家父是陪鬥的角色，所以活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