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他後來的朋友是不是黨外的多？
黃：對，黨外的多。
被打成右派
邢：你父親是怎麼被打成右派的？
黃：先說說家父在民盟中的位置。民盟組建之初，是由三黨三派組成，是一個政團聯盟組織。後來為了擴大民主，從政團聯合體變為廣大民主分子個人聯合體。民盟於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了這個問題，家父之後不久在成都加入民盟。中共當時也希望打破民盟政團對民盟的控製，有盡量多的左翼人士能以個人的身份進去。
在民盟中，家父與胡愈之、楊伯愷、沈誌遠等人關係較好，他是楊伯愷介紹入盟的。新中國成立前，大家觀點相同，相互交往都很隨便，都是很好的朋友。新中國成立後，黨內黨外的差別就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基本上沒有什麼私人往來，這也就是家父後來遠離那些盟中的黨員，與章伯鈞越走越近的原因之一。
家父入盟後不久就來到香港，因為他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和鮮明的民主傾向，就讓他主辦民盟機關刊物《光明報》，並參與民盟領導工作，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的宣傳部長。在主辦《光明報》期間，他撰寫、編發了大量擁護民主反對獨裁、擁護和平反對內戰、反對一黨專政、主張多黨民主憲政的文章。
邢：看來令尊在民盟也受重視？
黃：開始受胡愈之等人的信任重用，後來受章伯鈞的賞識器重。1949年年底，民盟一屆四中全會，家父被補選為中委，任民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是羅隆基。1955年一屆七中全會，家父又任民盟學習委員會主任；1956年民盟二大，家父升為常委，進入核心層；1957年5月，民盟火線換將，調家父出任宣傳部長。
家父執掌的學習委員會，原本是較次要的部門。自1956年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後，對這些方針如何理解把握，對於確定民盟的路線方針變得至關重要，學習委員會就具有“政策研究委員會”的性質了，特別是在1957年4月的民盟全國工作會議上，中心議題報告“民盟今後做什麼”和大會的總結報告，都是由黃藥眠來作的。
丁：他們當年到底提出了那些政治主張？
黃：無論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還是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都是從擴大民主的角度來提的，在現有體製內擴大民主，擴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在民主集中製的發言權。在家父看來，在消滅了階級的社會主義時期，管理國家的權力趨向，不是加強擴大黨治，隻能是加強和擴大人民民主，爭取人民在民主集中之中的主導地位。他所說的，“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但不是共產黨所有的”，就有這個意思。
丁：關於高校領導體製改革是否也能談一下？
黃：據家父說，在1953年之前，黨與知識分子的矛盾還並不突出，1953年後，才變得尖銳起來。隻有黨員可以信任，黨員人數不多，於是就隻有信任青年團員了，這樣就脫離了群眾。1956年以前，黨員係秘書隻是暗中監視黨外的教授係主任，但1956年係一級的黨組織升格為黨總支，係秘書也變為總支書記，代表黨來領導這些教授和係主任，從而出現了係秘書領導係主任的現象。民盟4月工作會議後，要對當時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進行研究，並拿出解決方案。5月13日民盟中央召集部分部委領導開會，決定成立“科學規劃”、“學製問題”、“有職有權”和“百家爭鳴”四個小組，要家父負責學製問題。於是家父讓北師大的陶大鏞、人大的侯大乾、農大（北京農業大學）的陸近仁等分頭組織教授座談，拿出參考意見。家父的好友陶大鏞先生最為得力，在北師大組織了兩次座談，共有13位教授發言，提出了一整套方案。人大和農大座談，也拿出了自己的意見。家父認為北師大的意見最具代表性，在此基礎上起草了《我們對高等學校領導製度的建議》草案。
這個草案他是6月10日提交的，8日《人民日報》已發表了反右社論，因此這個草案相對溫和。它強調了這個草案“總的精神是在黨領導下實行民主辦校”，但最本質的東西並沒有變，溫和歸溫和，追求沒有變，就是說黨可以發表意見，但如果被校務委員會否定了以後，它還可以再發表一次意見，如再被否決，就隻能按校務委員會的決定來做了。他把民主集中製的主導權最終移到校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