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的《說，還是不說》（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2月版）其中《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一文分析了兩類知識分子，茲摘錄如下：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有這麼一個細節：
主人公托馬斯被要求在一份聲明上簽字，抗議蘇聯占領期間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馬斯當然是一個反對專製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不願意在聲明上簽名。
要托馬斯簽名的編輯對他說：“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辨清楚。”托馬斯則認為，思想並不能拯救生命。當初自己所發表的文章也許救了人，也許沒有。但是作為一個醫生，自己確確實實是救過好幾條人命。
在“簽名”這一行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維爾則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選擇。哈維爾認為，必須簽名，不管簽名能不能收到什麼實際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並不會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簽名看作一回事，簽名很難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實際待遇，但是他認為，簽名有兩個意義：第一，簽名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嚴酷的現實中自我承擔的勇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在每一個步驟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種匿名的、非個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發展趨勢”；其次，簽名能夠讓那些在牢獄裏受難的人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們意識到，自己還是孤獨的。所以，哈維爾在許多份文件上簽名，並且自己也出入於牢獄之間。他是《七七憲章》的重要組織者，他把簽名以及與簽名相關的一係列言行看作是“一種有本質意義和普遍意義的重要經驗。”
在《政治與良知》一文中，哈維爾寫道：“一個無權無勢的個人敢於為真理而呐喊，並以自己個人的全部生命來支持自己的聲音，即使形式上被剝奪了選舉權，卻有數以千計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動的更強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非凡是在飽受烈風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個人經驗和自然世界去對抗權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島》的一樣。越來越明顯的，真理和道德能夠為政治提供一個新的起步點，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擔”作為知識分子的職責，他把“勇氣”作為知識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麵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獲得道德上的自足。１９７９年哈維爾被捕，被判處四年半監禁，僅答應與妻子奧爾佳通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出獄前，他在信中這樣寫道：“使一個人不能不到處都看到道德敗壞現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敗壞本身，而毋寧說是他自己喪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義感。引用我自己的話來說，‘世界墮落到我自己墮落的程度’。”如此徹底的道德自律，讓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中國人難以置信。
從８０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全麵地接受著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國知識界刮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旋風。從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熱一直長盛不衰。相反，我們對哈維爾卻采取了不應有的疏離和冷淡，哈德爾的戲劇作品幾乎一部也沒有得到翻譯和出版。這不僅僅是昆德拉與哈維爾兩個不同的人生選擇造成的，在這一現象的背後，隱藏著中國知識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來，昆德拉是“智者”，哈維是“聖人”。這種說法不一定準確，姑且用著吧。昆德拉是一個布滿聰明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間的方式。他在觀看自己祖國的時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歐之後，再反觀國內一切荒謬透頂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離的美感”。這種“距離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著壓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諷。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諷是驚人的反諷，它們征服了無數長期按照一元化進行思維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曆史的風煙，曆史巳然如此，他得出的結論是：不參與才是真正的參與。因而他有一種很強烈的置身於事外的“遊戲”的態度。而哈維爾是一個知行合一的“聖人”，他是貞德、。揚胡斯、布魯諾和甘地這一譜係的人。對外，他用行動證實自己的理論，進行著“警戒地、深思地、專注地抗拒”；對內，他深入到心靈深處，發掘出靈魂裏崇高的因子，摒棄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維爾堅持認為，心靈比聰明更加重要，承擔比回避更加重要，參與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維爾決不離開自己的祖國，他與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擔曆史的苦難。他覺得，隻有承擔了曆史的苦難，才能擁有對祖國的未來發言的權利。
簽名還是不簽名，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心靈還是聰明，這也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昆德拉還是哈維爾，這更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對昆德拉趨之若鶩，而對哈維爾卻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人格層麵裏存在的某些盲點。先秦以降，在中國的知識譜係中，一直異乎導常地關心聰明問題而又異乎平常地忽略心靈。先秦諸子裏，除了莊子有一些生命哲學的成分以外，其他諸子幾乎都在討論聰明的問題──在一個暴力泛濫的社會裏，在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裏，在一個壓抑個性的社會裏，如何動用聰明生存下來並且很好地生存下來？這需要極為發達的聰明。我們的民眾、我們的知識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聰明與聰明的較量上，而無暇對心靈進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鬥中，“心靈”遠遠不是“聰明”的對手。“心靈”是非功利的，而“聰明”則是功利的。“聰明”像一架天平一樣，能夠稱出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對我們本人有多大的好處和多大的壞處；而“心靈”則像一雙翅膀，不計較能否飛到目的地，翱翔的過程比要到達的地方更加重要。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聰明”是多和少的問題，“聰明”確確實實是過剩的；而“心靈”則是有和無的問題，“心靈”確確實實是匱乏的。聰明的發達與心靈的匱乏是成反比的，兩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諸葛亮的模式。諸葛亮的聰明高度發達，而他的心靈卻是一個黑洞。他去給周瑜哭喪純粹是政治行為，是“貓哭耗子──假慈”。他的眼淚是由聰明驅動的，而不是從心靈深處汩汩流出來的。難怪魯迅先生評價《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時說，聰明過多而近於妖，因為諸葛亮超人聰明的背後沒有心靈來支撐。這種聰明畸形發展的傳統已經內化到我們的血液之中。於是，我們毫無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夠隨之輕”，接受對敵人和自己都有極大的殺傷力的反諷；同時，我們自覺地躲避哈維爾，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當的、“事前無法計算效果”的抗議。
昆德拉的泛濫與哈維的缺席，是一柄劍的兩麵。我們選擇了什麼？我們承擔了什麼？本來很難回答的問題，假如從這一視角鍥入，則迎刃而解。
哈維爾在經曆了牢獄之災、並且把牢獄之災當作家常便飯之後，曾經說過：“一個不能從自身汲取力量和不可能在自身內部發現其生命意義的人，將依靠於他四周的環境，將在自身之外的某處為自己尋找方位──在某種意識形態、團體組織或社會中去尋找，這樣，盡管他看上去在行動，但事實上他僅僅在等待，在依靠……真正的堅定不移僅僅表現在某人能夠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嚴厲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製和對於世界獨特的而不是調停的觀點。當然，反過來也一樣：隻有能夠保持這樣一種持久的總體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這種信仰是作為一種靈魂的狀態，作為一種‘存在’而不是對來自外部某種東西盲目地認同。”這裏，哈維爾強調“靈魂自足”，這是人格獨立的起點。靈魂比聰明要重要。從自己的內心裏生發出來的信仰，是堅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的恰恰是這樣一種信仰。生存是他們的最高信仰，為了生存可以放棄所有的原則和所有的承擔。因為是為了生存，所以無論作出多少違心的選擇都是不可以指責的，誰指責就是苛求、就是不“設身處地”。當我們對*進行反思的時候，經常碰到這樣的阻礙：在那樣的情況，你還能要求人家做些什麼呢？對知識分子必須嚴格再嚴格。沒有具體實施整人和打人的行為，並不能夠成為知識分子逃避自身罪責時有力的辯護。沉默也是一種犯罪。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１９４５年曾經說過一段震耳聵聾的話：“罪責是全民性的，我們應該全民共懺悔。“哈維爾也說過相似的話。１９９０年，捷克“天鵝絨革命”成功後，哈維爾當選捷克總統。在就職的演說中，他說：“我都已經變得習慣於極權主義體製，把它作為一個人不可改變的事實來接受，並保持它的運行……沒有誰是它純粹的犧牲者，因為我們一起創造了它。”在整體性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我們從昆德拉那裏發現了與我們有強烈共鳴的“嘲諷”，卻不敢像哈維爾一樣”直麵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
９０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界對錢鍾書和餘秋雨給予極高的評價。錢鍾書的學術成就和餘秋雨的文化意義自然是不容忽視的。但是，他們近似昆德拉而遠離哈維爾，他們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他們對人生、對曆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和遊戲的態度，他們聰明的眼睛看透了社會人生，行文的調子是偏冷的。他們的文字缺乏一種佛教所說的“大悲憫”的特質，也就是哈維爾所說的“對世界所懷的日益強烈的責任感”。他們的作品布滿了聰明，讓人感歎“怎麼會如此想，怎麼寫得出這樣的句子來！”卻很難讓人產生一種“大感動”。讀《圍城》、讀《黃金時代》，都很難讓我產生讀魯迅先生的一篇小散文────如《藤野先生》中寫看見先生照片的寥寥的幾句話────就能夠產生的感動。原因顯然不在於文字功力的高下，而在於人格和精神的厚重與稀薄。魯迅先生在寫一篇小散文的時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靈投入進去；而錢鍾書和王小波即使在寫長篇小說的時候，也是“元神出竅”的。
９０年代對錢鍾書、餘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的推崇和對魯迅的遺忘，正是這個時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這些行為的潛台詞是：我們選擇知行脫離，我們不承擔“社會良心”的角色。我們欣賞聰明，但是我們放逐心靈。９０年代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專家”這種職業化的身份，不再對社會發言，不再關注“沉默的大多數”的生存狀況，並且把這種選擇當作進步。是不是真正的進步呢？放棄了承擔的中國知識分子，即使生產出“與國際接軌”的知識來，這樣的知識對於特定時空內的“中國”來說，是不是一種“有機”的知識呢？
哈維爾曾在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演講中講到：“在我看來，知識分子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說都致力於思考這個世界的事務和事物更廣泛的背景。當然，知識分子並非做這種事的人，但他們是以專業態度來做的。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閱讀、教授、寫作、出版、向公眾發表演說。通常────盡管並非永遠────這導致他們對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廣闊的責任感。”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尊嚴的喪失，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靈魂的缺席。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人格力量，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被抽空的器皿。
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從昆德拉走向哈維爾？”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麵對專製獨裁與屠殺時，不是躲避就是逃避。最後分流為三種人，第一種人是幫凶；第二種人是幫閑者；第三種人是隱居者。他們沒有任何知識真理層麵的認知與信仰，他們的反抗都是為了生存私利，推翻他們，自己坐莊當統治者；從來沒有意識為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反抗。同時，因為他們都沒有覺醒於知識狀態，所以也都害怕民智。
看來，中國要搞現代化，不僅在物質、知識精神上，最重要的是運用性的知識狀態思維與理念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