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西、印三種文化的知識狀態的對比
首先說，印、中、西三種文化的知識狀態呈現的主要特征依次是：一個向內（心）；一個“折中”；一個向外。所產生的社會結果，當然迥異了。印度隻注重內心的修善、求索，並不在意外在世界的真實，隻在意身後的世界，了解中國的佛教就可知。所以他們對待知識的態度基本上是逃避的。而中國則不同，中國是若即若離的利用性的，因為知識早已固定好了的緣故，隻是去利用一下，滿足生存私利目的即可，並不真做，更不會當成人生求索的目標，知識隻是砸向富貴之門的一塊磚頭。即使儒家元典教義，也是把求知當成治國、平天下的“利器”，和敲門磚的本質性質一樣，所以中國也不可能再有新的變革。西方則大為不同，他們熱愛求知，勇敢冒險探索一切未知，又敢於創造並實現一切，所以他們也創造、發現了近現代文明的一切知識真理。看來東西方的差距，絕不是什麼發展形態一前一後的問題，而是從知識狀態本質上決定了可能與否的問題。
西方真求知傳統無論從何而來，都已不重要，總體上我們仍把它看作是一種超乎文化之外的生存本能的體現。或許“善即知識”，求善就必須求得越多的知識，由此而形成了真求知傳統。但，我是相信在“善即知識”被提出之前，西方（古希臘）就有了真求知傳統，“善即知識”也是在這個傳統的基礎上提出的。它應是獨立於“性本惡”與神學之外的人的生存本能之一種表現，對世界的好奇心，促使他們無條件地探索世間的真理。和中國人一樣，都有某種本能傾向，但是不必相同。起初他們的目的並不一定就是為了改進自身的生存、生活環境，隻是當這種真求知使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被發掘出巨大的力量。隻是中國人，避開了真求知，而轉向利用既定的知識形態，導致知識僵死，創造停滯，最終社會衰敗。中國人都被統一在了生存私利的本能的追求上，發展進步不能持續，且惡性循環。但西方人很好地運用了知識，我相信阿基米德不是因為信仰“善即知識”或神學（那時宗教還沒發展起來）才那麼熱衷於數學探索的，而是一種探索未知的本能驅動。當然，中華文明沒有必要與之一樣，盡管因之而衰落，因為這種傾向必然是不同的，但對於社會的可持續進步來說，又必須是相同的，那就是必須有相似的運用性知識狀態。日本就與之相似，盡管他們的原始性的自主創新極其缺乏，但不缺的是真求知精神，這一點給了他們巨大好處。他們的文化發展中分出的幾個曆史時期就說明了這一點，“和魂覓才”，“和魂漢才”，“和魂洋才”的求知過程，在東方體現出了不同的特質。他們沒有類西方的“性本惡”或神學文化傳統，但卻有真求知性的傳統，這給了他們從本質上區別於東亞各國的最堅實的基礎。他們的發明創造，對知識真理的認真與求索精神，不遜於西方國家，卻遠超出東方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