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剛性穩定結構怎麼改革，就是政治改革，包括司法製度改革，這是我這幾年思考的問題。2004年12月我到台灣去訪問，在台灣大學做演講，做完演講之後，我要求他們派一個司機、給我一張地圖，再派一個買單的人，讓我拿著地圖從台北走到台南。我問台灣老百姓很多的問題，我問，假如你們的官員把你們家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可能撤我的房子呢？因為這個房子是我的。我就堅持問，假如拆了怎麼辦？他說我到法院告他，法院就會判他，這個政府就會很麻煩了。我說假如這個法官腐敗了怎麼辦？他們再一次回答：不可能。法官不可能腐敗，因為我有房產證、有產權，法官不可能亂判。我堅持問假如腐敗了怎麼辦？因為我們大陸這邊90%的老百姓會相信法官會腐敗。台灣百姓不一樣，他說，我會到議員那裏告他，我的議員就會很高興，會立即去調查，召開新聞發布會，他的這個法官可能就會當不成了。我接著問，假如議員腐敗了怎麼辦？他說這不可能，這怎麼可能呢？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腐敗，議員一定不會，不信我就打電話給他。他就把電話拿出來，給他們的議員打電話說我這裏發生了一個事情你馬上過來，他說，議員馬上就會想辦法過來。議員會很高興特別興奮。為什麼？他就希望發生這個事情，他隻要調查這個事情馬上就能得到很大的政治資本。所以你到台灣去，經常看見老百姓打電話給議員，議員就會馬上趕過來，隻要一調查完就會通知很多媒體。我接著問假如議員腐敗了怎麼辦？他們說不可能腐敗，他要到我們家拜選票的，如果不解決我的問題，如果他腐敗，我的選票就不給他了。
從台灣回來，我總結了一個基層和諧社會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台灣的基層社會是非常穩定的，所有的表達都在法定的框架內進行。我們所謂群體性事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非法律的秩序性。我第一次去台灣的時候感覺不像大家講的那樣，台灣的很多老百姓沒看到過大陸人，說我今天請你吃飯，到鎮裏麵去。我看見他的家門沒關，我就說你門還沒關，他說不用關的，沒事，我們家有攝像頭，來了什麼人都能看見。我就想，在我們這裏，來了人會把攝像頭也搬走的（聽眾大笑）。考察台灣的社會，我就想，一個穩定的社會首先是確定的產權，我們是不確定的，說是你的就是你的，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二，有權威的司法機構，有問題可以找司法，在台灣有，我們這裏沒有司法權威，所有的法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部分都是貪官。第三，有真正的代議製度，代議製度靠的是選票，背後是開放的媒體。
中國要從剛性的穩定過渡到韌性穩定，要從這些方麵著手。有人問你講的這些在中國大陸能做到嗎？基本上做不到。因為在我們這個地方是革命不合法，改革沒動力，官方瞎折騰，社會無共識。我看了昨天一本雜誌刊登了我在日本的演講，還有人給我寫信，說你講的非常好就是做不到。我講這話的時候心裏也沒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做到嗎？革命話語已遠離我們而去，革命已經不合法。你要想革命，在民眾那裏也做不到，我在調查湖南農民的時候問過他們學*搞農會，你們到底怎麼看？那些農民告訴我，不相信他們，這些人去了之後又是另外一批貪官汙吏，你要再搞革命，再搞一次不又是騙人嗎。我最近幾年走了很多地方，發現民眾並不認同通過暴力的手段打破秩序。到網上發發牢騷可以。
改革的話語雖然還有合法性，但是它帶來的諸多問題使他已經喪失了動力。改革的確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改革往往是部門主導的改革，部門主導的改革往往做出的是有利於他自己的一些選擇。我們很難再對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且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執政的團隊沒有足夠的壓力他願意把權力放出來嗎？孫中山學蘇聯以黨治國以來，黨國一直是聯係在一起的。政治改革牽扯到權力的分配，我們能寄希望於掌握權力的人主動的把權力讓出來嗎？所以我們看不到真正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動力所在。執政的人為私利瞎折騰，精英階層就講我們不折騰，不折騰就是不改革。所以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找不到改革的力量和動力。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精英階層沒有實現共識，民間的力量沒有得到整合，也沒有表達的方式。說心裏話我的確不知道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明知道路在這個地方，但是誰來帶領我們走這條路呢？誰才能使這個民族走這條路呢？
對待社會穩定中國學者有兩種心態，一種心態是很多人認為還是穩定吧不要亂，亂了之後中華民族要多少年才能恢複。一種心態是幹脆亂了再說。雖然我們希望這個國家、希望這個民族、希望民眾不要因為社會動蕩受到損害，我們也知道應該怎麼改革，但就是找不到力量，找不到一個途徑，感覺到沒有力，感覺到很困難。雖然我們心中充滿了困惑，但我們還在仰望星空，希望這個民族能夠尋找到一個穩定發展的道路。我在想，今天在這裏仰望星空的人到底能為這個社會做什麼呢？為這個社會剛性的穩定走向韌性穩定做些什麼呢？我心中充滿了疑問。
在這裏，於建嶸教授提到了曆史循環，“……那些農民告訴我，不相信他們，這些人去了之後又是另外一批貪官汙吏，你要再搞革命，在搞一次不又是騙人嗎。”這種革命就僅是指生存狀態上的革命，沒有任何知識真理層麵的建樹，仍是私利性的。在中國的利用性知識狀態下，人們不能通過對知識真理的認知，達成共識（共同的信仰意識），堅守並追求實現，以不斷提高政治層次，以及整個社會、民族的生存狀態層次。由於整個國家普遍對知識的“運用性”意識，也就進入不到這一更高的層麵上來。人們從來意識不到為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奮鬥比僅為生存利益而奮鬥意義要大得多，相對曆史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境界。所以，本質上的東西都沒有變，一方麵“官方瞎折騰”；另一方麵民眾隻是“到網上發發牢騷”。仍然沒有通過信仰、追求知識真理改革現狀的探索與實踐的意識傾向，這個社會隻能停留在曆史的惡性循環形態。因此，也都陷入了曆史性的矛盾境地，不置可否，一方麵要強製穩定，卻又明知這種強製根本不會起到長久穩定的作用。有一個學生問道：“……您說剛性穩定在中國能夠實行，是現在的管製處在明緊暗鬆的過程中，這樣一個處置方式是不是剛性穩定得以在中國實行的原因呢？”於的回答是：“不是明緊暗鬆，而是想不到解決辦法。剛性穩定最大的問題是分贓之治，他們是互相用穩定來製約。你們不是要穩定嗎，那就得聽我的，不然這個國家動蕩了怎麼辦？老百姓也不希望動蕩。但剛性穩定他不是追求這個民族是真正和諧的，走向韌性的穩定，在我想來，這個穩定性就是不要亂，連合法的遊行示威都不算穩定，因為你對我的權力可能帶來挑戰。實際上我講的剛性穩定主要是對權力本身的挑戰，而不是說社會秩序帶來的根本性的動蕩。所以我的看法是他可以追求一時的安定，至於將來怎麼樣，後人來定。*很聰明，總是說後人比我們聰明，至於後人怎麼樣那是後人的問題。”鄧的確很聰明。不過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那麼地安於現狀，領導層也不例外，都希望自己坐穩了位子，順當交接，卻因為沒有良好知識狀態的支持，“坐穩了”基本上就是“極致”了，不會有改革、突破創新的意識，從而使社會因“不進則退”，再度走向衰敗。即使領導人有這樣的魄力，恐怕也沒有具有追求進步魄力的民眾！
久而久之，因為看不到知識真理的真正力量，所以在國人認為類似台灣，或西方式的民主，大陸“基本上做不到”，或者是“你講的非常好就是做不到”。當然不是做不到，而是民眾沒有覺悟到，根本就沒有為知識真理而奮鬥、追求的思想意識，自然是做不到了。這就讓人想起了，西方為什麼那麼重視、遵循法律的尊嚴，在當代中國網絡發達了，政府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監督，比如在法院審案子受網民監督時，盲目跟隨網絡呼聲，而不是以已被製定出來的法律為準繩，捍衛法律的尊嚴，要麼在民眾不關注的情況下暗箱操作，要麼在民眾關注時盲目作秀，民眾不懂“運用”，政府更厭惡“運用”，他們都不會想著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製定更民主的監督法律等知識更新訴求，而是“關注”過後一切照舊。在國人心目中，因為知識僅作為“幹屍”已經死亡，一切隻能以短效的生存私利為中心，安穩一時是一時，而看不到運用知識真理可以提高生存層次，隻能看到“這些人去了之後又是另外一批貪官汙吏”的惡性循環，所以能安穩一時是一時，何必再自討苦吃呢！？這恐怕就是整個中華民族都習慣安於現狀，而沒有突破、創新衝動的基本心理思維。再者，不求進，則求退。在這種“慣於安逸”的文化環境中，腐朽的人事關係發展模式倒很發達，還有人稱之為“人學”。這種文化環境中，人們都不可能會“求變”，所以要想融入這樣的社會，就得學會削尖腦袋，口中雖然罵著腐朽的現狀，一旦有機會，融入的心態與行為誰都不甘落後，而不會想辦法去改變。就變得和其他人一樣了，一代又一代，越來越沒有希望了。
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地區或國家來說，自由、民主、平等的實現隻是知識狀態的一部分而已，不是全部。知識的創造、發明、發現本是無限的，所以民主、自由的實現，隻是作為知識創造的實現提供了較好的發展空間，永遠隻是開始而不是終結，中國人往往把某一“最什麼”的知識或事物看成終結的，然後以為找到了萬能法寶，依附之就可以應對、解決一切問題了，這是典型的利用性求知與發展觀。利用性使國人不可能有持續的求知熱情，因為基本都是偽求知，是談不上熱情或持續性的。所以，即使未來中國真的實現了自由、民主的社會製度，它也絕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在人類通過運用知識而進步的道路上是沒有止境的，需要各領域不斷的創新與實現。而中國人想象當中的“大同”、“共產”，社會的“完美”富足，至少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曆史來說，是一場災難，“腐（富）極而衰”就是這樣，而隻有永不停歇的，創造與變革才是永恒的。所以馬列的主義思想也是很值得懷疑的，此先不論。所以，自由、民主的實現僅是知識創造與實現的開始而已。就台灣來說，雖然實現了民主政治，但由於其沒有普遍存在的“真求知性”，所以其發展仍是後勁乏力的，其經濟上的表現，倒可以映襯出大陸同樣命運的極大可能性。其創造的缺失，尤其是原創，最終還是阻礙了其經濟的深層發展，使之與具有真求知性的日本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