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知識真理隻當作“工具”的話，這種發展不會長久。他們仍是和其他人一樣，僅關注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對知識真理信仰、追求實現的巨大意義，這不能不說是傳統利用性形態在新時代的表現。就連新權威主義著自己都承認新權威主義是“必要的禍害”，那麼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民主派對於“亞洲四小龍”的解釋是：“亞洲四小龍都是自由經濟，而且是外向型經濟，受國際市場的強烈製約，其本國或地區政府對經濟的管製作用微乎其微。這同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主要是產品經濟，經濟受政治的嚴密和強烈控製的情況怎麼能夠相提並論呢。”更多的人提出質疑，如遠誌明：“新權威新就新在掌權者是具有現代化頭腦、民主意識和高度政治權能的一個或一批精英。我們用什麼保證出現的權威主義是新的而不是舊的？”韓水法也明確指出：“新權威主義者也吃不準這些治國者到底能否按照他們美好的意願來完成預定的曆史任務。無論是蕭功秦還是吳稼祥都意識到，即使他們理想化了的新權威主義治國者也有極大的可能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相反的作用。有無對付的辦法呢？蕭功秦以兩難的選擇來搪塞，而吳稼祥則表現得毫無成算，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態度，冀圖讓危機來消滅作惡的專製人物。假如運氣不錯，將會贏得一個現代化和‘整合了的社會秩序’。可是，先生，如果運氣不佳呢？”而嶽麟章、鄭永年更是深刻分析說：“從長遠一些看，新權威主義所規劃的現代化道路，很可能是一條暴力的現代化道路。……一旦新權威占了絕對統治地位，那麼它便成為一種既得利益者，即使這種既得利益養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它推動了經濟現代化，扶持了中產階級，具備了實現民主政治的一些條件，但誰也無法保證既得利益者能把巨大的權力交給人民，自動退出曆史舞台。”“如果真是這樣，就很可能導致一場暴力革命。”
無論權力導向是否出現正如新權威主義者所理想的那種情形，但是，當權者在沒有任何監督下的傳統官場習氣的泛濫，一定會淹沒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這樣一來，後果就很可能像曆史朝代中後期那樣地嚴重。這也是中國的利用性知識狀態支配的。
更要新權威主義者命的是，亨廷頓後來又修正了其觀點，認為“許多權威主義政權下的經濟發展是很可悲的。僅有很小部分的權威主義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麵獲得成功。所以，采納權威主義製度並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成功。在拉丁美洲，許多權威主義政權推行了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在非洲，幾乎所有的權威主義國家實際上發生了經濟倒退；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權威主義政權也混得不好。所以，無論是權威主義或民主政治製度，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都需要一套特殊條件。”“這對新權威主義的理論建構來說，不啻是釜底抽薪。”可是，所謂民主派也好不了哪裏去。如果說新權威主義者仍像曆史中那樣，寄希望於“德政”，“王道”，（胡適的）“賢人政治”，“好人政治”，擺脫不了曆史局限，那麼在這一點上，所謂的民主派也別無二致。新權威主義者沒有開啟“新啟蒙”之路，民主派也同樣沒有開啟，89風波使這些民主派很快像曆史中的習慣於奴才意識的知識分子一樣，為了自保，放棄了對民族啟蒙的大義，而銷聲匿跡了。黃萬盛曾將民主的含義分為“理想的層次”、“體製的方麵”、“民主的實踐”三個層次，其分別對應民主之理念、民主之社會政治結構和民主化的實踐過程。“民主不是先驗的，而是一個實踐的過程。隻有實踐民主，才能學會民主，運用民主。”並認為，“任何一種製度都是人創造出來的，因而，任何製度對於人們來說關鍵不在於能不能運用，而在於敢不敢運用。因此，中國現在關鍵是政府正確的引導民主化的發展，而不是集權。”他們都似乎隻要求政府做，而並不說給民眾聽，自己也不做。不要說自上而下的民主在中國不可能，即使可能，民眾的不覺醒，也是沒用的。
中國有一部分人知道民主好在哪裏，但就是說說，並不真做。這也能說明，知識在中國人這裏僅是達到生存利益目的的利用性工具、手段，既然現在已經生活得不錯了，盡管知道民主是好東西，但也是可有可無的，畢竟生活好多了嗎！誰還去那麼拚命地追求知識真理（民主）呢！？這就是中國社會的“求知、奮鬥極限”的惰性反映。美國著名哲學家德沃金在訪問中國時，就有相似的感受，他在中國的講演以及和學生學者的交流時。他發現，“很多中國學生和學者都表示出對自由民主的向往，然而，其中不少人又表示，他們認同現階段當局采取的嚴厲的政治控製，尤其是對有組織的抗議和獨立的政治活動的控製，認為那是保證實現長遠的民主目標所必需。他們說，自由民主的目標可以在不太遙遠的未來實現，然而，這種目標將如何實現，他們卻並沒有什麼清楚的概念。”這是多麼常見的可怕的矛盾，既向往自由，有甘願被嚴格管製，難道國人仍然是習慣於坐穩奴隸嗎？乍一看上去似乎是，但實質上，國人是習慣於傳統所賦予他們的求知狀態，即生存利益滿足等於什麼都滿足的一種可怕的曆史性的滿足。求知之目的就在於生存利益的滿足，而稍微一滿足，就想安於現狀了！而至於自由、民主是否實現，及實現之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在中國人這裏，似乎就與生存利益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了。而實質上知識真理的不斷創造與被追求實現，時時刻刻都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隻是人們沒有意識去“運用”罷了！
所以，自由、民主也隻是人們想象中的“法寶”，並不熱切追求實現。就好像在籠子裏的鳥，想象著外麵的美妙世界，卻又安於自己的囚籠，從來不會運用意識與“知識”打開囚籠，隻因為“知識”早已被自己所埋葬了。他們有吃有喝有錢花，又有福利保障，人生目標不過如此，還會有別的訴求嗎！？
當代中國人的傳統的求知狀態，依然阻礙著自身深層次的發展、進步。德沃金在文章最後寫道：“雖然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了*時代那種極端的意識形態的極權主義，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應當擔心的是一種更老式的，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麼‘主義’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其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德沃金無疑指出了問題的關鍵，中國人從來就是隻“信仰”知識背後的權力及權力背後的生存私利，儒學與馬列都成了擺設，從來對知識本身都並不關心，更不要說信仰，勇於追求實現，頂多也隻是想一想。這才是最可怕的，沒有任何信仰，就不可能進一步追求任何知識真理的實現，人們隻有相信權威專製下的暫時的安穩了。這對中國人及中國的發展來說是致命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曆史的衰敗這就是內在的主要原因。
乍看起來，中國人因“信仰”生存私利而變得“靈活”，西方人因信仰知識真理而變得“古板”，但曆史諷刺了前者。
對於新權威主義，在當時也有人反省說：“對新權威主義的批判維護了民主理論，然而它在批判的同時卻未能對我國目前的民主建設作出建設性的分析和貢獻。”這對於空頭的民主派無疑也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因為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迅猛（盡管是曆史的常態），反而為新權威主義者做了些許證明，不過他們也笑不到最後。當權者依然如故，高高在上，我行我素，才不管你下麵爭論什麼呢！它與新權威主義者、民主派形成了極其有趣的金字塔式的三角關係，在下麵這兩派無論怎樣爭論，都不會影響當權者的自己的“意誌”。實在不行，刀槍一架起來，兩排還不乖乖閉口！
事實就是，無論新權威主義者在這個時代出現與否，都影響不了當權者的對執政傳統的繼承與發揮，隻不過新權威主義者自我預設的看似美好的“理想”與手段，正是當權者隻做不說的核心。而夾在中間的占絕對多數的所謂民主派，反倒而成了隻會唱高調、做戲的跳梁小醜，並沒有意誌與勇氣去追求其實現。看來，沒有信仰的意誌，是薄弱的。這反倒而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另一麵的官僚習氣。
據當事人回憶，1988年，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向*彙報思想界流行的新權威主義思潮時，*回答說：“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另據1989鄧：我就是這個主張，具體的提法可以再斟酌，再考慮。
又有一說，鄧的回答是：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隻做不說。
…………
不難看出，新權威主義者提出自己的主張為現行政策辯護，自以為和誌同道合，其實隻是一廂情願。隻是利用新權威主義，從來沒有接受新權威主義。從來沒有對民主作出承諾，它從來沒有表示過要“先現代化後民主化”，它要的是“沒有民主化的現代化”或“隻現代化不民主化”。不過在現實政治中，新權威主義既然同意在現階段維持專製，正好適應了**的現實需要。在自己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的今天，當局正好樂得借過新權威主義為己所用。但這並不僅僅是的問題，它同時也是新權威主義自身的問題。……新權威主義扮演的角色是頗為奇特的。它是官方的非官方辯護人。新權威主義是在為官方辯護，但是它采用的是非官方概念係統，它並非官方自己的理論。……清政府和國民黨承認要實行憲政或民主，那是見之於他們的正式法令和文件的，如今的，卻壓根也沒公開宣布過要實行自由民主。相反，倒是不厭其煩地一再重申它堅決反對和平演變，反對言論自由，反對自由競選，反對分權製衡。不錯，有時也講到民主，講到要逐步擴大和發展民主，但是，它講的是它自己那一套“新詞”（NewSpeak），講的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其內涵，朝好處說，是含糊，模棱兩可；朝壞處說則是黑白顛倒。換句話，新權威主義代政府給了我們一張民主支票，但這張支票當局自己從來沒有承認過（倒是多次否認過），它隻不過是新權威主義者自己從私人的拍紙薄上撕下的一張“白條子”而已。（多維新聞社：胡平專欄《新權威主義從一廂情願到自欺欺人》2002年9月25日）
新權威主義者自導自演了一出與虎謀皮的鬧劇。自由、民主是要民眾覺醒後自覺爭取的，而不是當權者恩賜的，這一點，孔孟等儒家學士已經期盼了數千年了，要求“仁政”，“民重君輕”，但結果是極權主義的變本加厲。
因此，中國真正的覺醒與革命應該是知識狀態上的覺醒與革命，而不應僅是曆史傳統中的生存狀態上的覺醒與革命。千百年來（秦代以後），中國的所有革命（或動亂）都隻是生存狀態上的革命，與歐洲相比整整低了一大層次。所以社會發展也產生了天壤之別。
他們仍在用老一套的統治術，用新聞、娛樂為他們作正麵宣傳，歌功頌德，大肆宣揚仁義道德，抓典型，樹形象，還在自欺欺人，他們竭力掩蓋事實真相，唯恐民智。不過，在利用性知識狀態下，隻有這一招才能維持一段時間的所謂“穩定”。曆史的“周期率”仍不可能避免，於建嶸在《燕山大講堂》有一段演講，其中題目為《剛性穩定，中國社會形勢的一個解釋框架》，部分內容摘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