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特權階層對某些領域公共政策的操縱現象長期得不到糾正，公共政策對社會利益格局公平調整的能力日趨減弱，某些原本該製定的法規因其幹預而遲遲不能出台就是最好的明證。例如，最近《郵政法》第七稿就遭遇激烈爭議，根源即在於其中有特權階層操縱的影子。近年來，圍繞國家的房地產調控政策、藥品降價政策等發生的無盡波折，也莫不與此有關。而在更深層次上，特權階層的存在也是所有腐敗產生的根源，已經成為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因素。
政治製度，民眾觀念等的不進步、革新，隻有空洞的口號，若想持續的穩定，那是笑談。中國的封建王朝還能持續個二百年左右，可是前蘇聯比中國的封建王朝更典型，尚需不實。蘇共在掌權之後的腐墮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更具備腐化條件，因為是**，必然演化為獨裁，實質上也就是獨裁。“共產主義隻是哄騙百姓的口號，說說而已！民眾的一切自由、民主、平等等權力，似乎從來就沒有被記起過。
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看到了蘇聯（初期）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態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
蘇共的腐墮過程極其符合：奮鬥—→（特權官僚階層）極富貴—→腐墮的規律，其知識狀態難道比中國還要差？腐敗的程度總是與民眾的痛苦與不覺醒成正比。在那篇《前蘇共的驚人的腐敗內幕——蘇聯劇變驚天大揭秘》文章中似乎看到了中國的影子，
1991年8月解散蘇共，人民沒起來保衛蘇共，各級黨組_織沒抵製，軍隊也分裂和倒戈，因蘇共已名譽掃地。後來查封蘇共各級黨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組織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眾不是隔岸觀火，就是幸災樂禍，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有人指責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把蘇聯引向了死亡。繆矣！……記得恩格斯曾經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經說到這幺一件事：1848年法國革命失敗以後，有人認為革命失敗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賣了’人民”。對此，恩格斯強調說：革命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曆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外部壓力始終是事態進程中的一個因素,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事實上，戈氏的前任，從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到契爾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過政治、經濟改革，意圖懲治貪腐、提高效率。然而前蘇聯體製的“緊箍咒”摧毀了他們的努力。舊體製下的各種潛能全部用盡，問題不見解決反而卻越積越多。到戈氏時，他在經濟領域已無“革”可改。這才迅速轉向了“政治改革”。因此，與其說是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說是那些死抱舊體製不放的前任們早就為蘇聯鋪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說蘇共垮台是改革的結果，不如說是蘇共沒跨越腐~敗陷阱，割斷與人民聯係，在人民不滿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敗了自己。
人民冷漠不是人民無情，而是蘇共蛻變咎由自取！
早在列寧逝世前，蘇維埃國家官僚化過程已經開始。斯大林上台後，強化了官僚體製，建立起一種盲目服從上級的“等級製度”，並賦予各級官員種種特權，在龐大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一個被稱之為“官僚特權的階層”。
列寧去世之後，也就是說從30年代初期開始，人們便大規模地為斯大林蓋“專用別墅”，並且毫無限製地用公款來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華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僅為他在南方就“建過好幾座別墅”。管理著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國家雇員開支這個家庭的生活費用“簡直是把政~府的錢往陰溝裏倒！”斯大林晚年時餐桌上必須放著應有盡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裏畢業於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於戰爭時隻是一個二十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名二十四歲的中將。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盡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立即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阿利盧耶娃說，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機會，“沒有什麼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因此，錢的問題是不在話下的”。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華上要差得多”，“沒有像一位部長那樣生活”，但是如果科學院的研究員“見了他的套間房子和鄉村別墅，是會眼紅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之外，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幹部包括汽車、別墅、仆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己經成為一種“製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著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己，為他們的近親遠戚，搞豪華生活”。
曾在克裏姆林宮生活多年的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其所著《克裏姆林宮內幕》一書中提到，“隨著蘇維埃社會等級結構的形成和固定，執政黨領導階層的某些人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麵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時卻開始盡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優待和特權製度”。在20世紀初還隻出現在比較狹小的領導集團小圈子裏。隻是到了後來，隨著黨政機關從中央到地方的逐漸擴大、確定和固定下來，而這些機關又不斷補充進來愈來愈多的“新人”，這些“新人”也為自己要求相應的權力，和“要求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財富、越來越大的特權”。於是，“開始為黨政官員的最高階層建造住宅大樓，在各個部門開辦克裏姆林食堂和克裏姆林宮醫院的所謂分支。所有人民委員部和其它相當有權的機構，首先當然是國家保安機關，也開始建立同樣隻供指定的少數人使用的內部食堂、商店、小賣部、醫院、療養院和休養所。這就無形中脫離了普通老百姓，並且越來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業部部長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為例。這位部長月薪是27000盧布，據沙圖諾夫斯卡婭說，這大約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師、醫生、熟練工人的工資高20—25倍。除此之外，還得一個“紅包”。因為不便於無限製地提高幹_部的工資，於是當局想出了發“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裏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幺樣的秘密名單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於這個“紅包”製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采訪者也曾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製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製度是在大戰後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幹部送一大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