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台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
整個前蘇聯集團的經濟狀況給了官員一種動力去利用職位謀取個人利益，也給了其客戶行賄的動機。……相反，高層特權人物行使著最高權威，他們經常會有理由憑借自己的權威更改法律規定。下屬人員無法通過訴諸法律來抵製上司的要求。這個製度不僅僵化，而且獨斷，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違法者。人們在腐~敗交易中串通一氣成了社會控製的一種方法。審理腐~敗案件被用來懲罰持不同政見者，而不是用來提高政~府官僚機構的運轉效率。
用美國學者大衛.科茲的話就是，這個特權階層非常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立場，最會重複官方的意識形態詞句而不去想念它，隻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隻有極少數人相信社會主義。這個“特權階層”對蘇聯社會產生的消極影響主要在於它因循守舊，不想或反對進行有損自己利益的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這一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在主觀上並不想直接搞垮蘇聯和複辟資本主義，而是想方設法維持現狀，但正因為這樣才為以後改革的夭折和蘇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筆。
公仆官僚化。即官員變成高高在上，憑發號施令過日子的官僚主義者或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許多黨的領導幹_部在成為國家活動家之後沾染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毛病，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不解決任何問題，卻年複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穩穩當當”。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在我國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係，而不是憑借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以至“在我們的管理機構內就出現了稀奇古怪的‘勢力範圍’、‘個人領地’，其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幺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
權力商品化。……
隨著權貴階層形成，蘇共開始走上腐~敗變質道路。滿足於虛假繁榮，喜歡做表麵文章，單純追求權力；把權力特權化，個人崇拜，個人專斷，濫用權力，蔭庇親友，以權謀私；把公仆官僚化，許多人不是關心人民，而是關心自己官運、地位和特權，任人唯親，排除異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權力商品化，進行權錢交易，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蘇共蛻化變質從根本上說是權力變質，一切腐~敗都同沒正確對待和使用權力有關，但根本原因要從體製上去尋找。列寧逝世後蘇聯政~治體製沒向巴黎公社式民~主化方向轉變，反而形成高度集權的特權官僚製政~治體製，黨組織行政機構化，黨政幹部官僚化，形成特權階層，使蘇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嚴重損害，使普通勞動群眾無法感受到這些人是在代表他們掌權，加深他們被欺騙感和失望感。監督機製無效化使權力失去監督而走向腐敗。
現在大多數俄羅斯人不願意回到蘇聯時代。即使是經濟困難的90年代俄共在選舉中從未獲得超過1/3的選票，人們對俄共的保留態度是以他們對前蘇共的不信任為基礎的，俄羅斯人民不願意做出危及他們政治自由的選擇。公共輿論基金會199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91%的人高度讚揚了新聞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遷徙和旅行的自由。
雖然經濟上的增長可以掩蓋其他方麵的腐敗，但政府的自我約束並不能解決長久問題。
腐敗每個民族、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民族能夠容忍而無動於衷，這至少表明其知識狀態一定存在著巨大的弊端。他們的教育、求知不能使人們在麵對現實時是冷漠與麻木的，沒有教育使他們能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隻關心個人私利。這是教育的失敗，是民族群體的失敗。前蘇聯的興衰，不是共產主義本身的錯（盡管它漏洞百出），而是他們利用了“馬列主義”這個幌子，去推行實質上的獨裁，而所有人在麵對這種情形時，早已忘記了什麼是“知識真理”，隻有奴性的狂熱，及狂熱後的痛苦與冷漠。曾經追求真理的民族，又被真理本身所埋葬，隻能說明他們實質上並不熱愛真理。真理本身是獨立思考的產物，但在利用性依附思維之下，一定會變味，就遠談不上對它的由於深切的認知而熱愛、堅守，與追求實現。這似乎就是封建或封建農奴社會由於太過漫長而塑造出的國民性所表現出的基本發展特質。
在前蘇聯的初期，就像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初期一樣，有著強勁的發展勢頭，各領域，尤其是文藝、科技領域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新社會”鼓舞著人們的鬥誌，也爆發了非常強盛的創造力（但在中國不是這樣，創造力被全麵壓抑，無論哪個時期，在建國初期至中期，隻是由於休養生息使生活與經濟上繁榮了起來，創造力仍是普遍缺乏的），但隨著強大的專製力量的緊縮，無論是在人身還是在思想上，與專製主義相“違背”的東西，都被打壓、屠殺殆盡了，用一種思想統一了所有思想，人們就不必思想，怎麼會有創新呢？尤其是他們的強製、灌輸性的教育思想與體製，等等，都“一體化”地服從於專製了。加之官僚化的普遍蔓延與腐化，這和中國的曆史與現狀是多麼地相似啊！一切都趨於僵死形態了。不但已有知識真理被丟棄，創造出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7、內部監督的無效性
如果一個政黨控製了這個社會的所有喉舌耳目，無異於一個王朝，他所有的所謂內部監督，或道德灌輸，都是無效的，不可能遏製任何腐敗的蔓延。自設監督機構，自我約束，曆史證明，這是揚湯止沸。其結果和曆史上一樣，越治越腐，懲治的速度與廣度遠遠趕不上腐墮的速度與深度。如明朝開國之君朱元璋，用盡了一切手段，殺人如麻，卻還是震懾不了任何人，該腐敗的還是腐敗。
如所謂“官員問責製”，永遠抵不過“官官相護”，在網上流傳已廣的《問責官員頻繁複出》的“新聞”與評論，屢見不鮮，在這個地方被“問責”辭職，然後在另一個地方就職複出，久而久之，一切都可以在瞞騙、虛妄中蒙混過去，愚弄老百姓。老百姓氣急了，也僅是罵一罵了事，甚至連罵都不敢罵。
我們必須明白：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是認認真真經過數個世紀艱苦卓絕地爭取來的，不要指望聖君明主、清官廉吏，或開明政府會送給你。從奴性到人性的覺醒中，才能看到民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