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澤厚的“體用觀”及其局限
與“道器之辨”聯係緊密的，就是“體用之爭”。在古人那裏，它們都屬於對世界、人生和文化中“本末問題”的思考。大體上，“體”是指事物的自身存在、實體形態，也可以推廣到事物的內在本質、結構、規律、屬性等,是指相對於“用”而言的自身基礎、內在根據、變化前提方麵；“用”是指事物的外部聯係、功能、作用、運動、表現等,總之是指相對於“體”而言的外在現象、過程及條件方麵。前人將“體用”二字應用於社會生活和文化現象時,“體”往往就代表著立場、原則、目的等根本問題；“用”則是指具體方法、手段、條件等從屬問題。關於體用關係，曆史上有三個比較有名的派別，一、中體西用派，以張之洞為代表；二、“全盤西化”派；三、是李澤厚認為的處在兩者之間的康有為，“西體中用”派。
關於體用之爭曆史淵源不再一一列述，整體上看，它和東西文化論戰的性質也很相似。這裏且說一說李澤厚先生的新“西體中用”。當代有許多人說李的“西體中用”已經過時了，但言過時者也沒有擊中要害，如他所說的，“某些論者故意避開‘中’、‘西’、‘體’、‘用’或提出‘中西互為體用’論，或提出‘中外為體，中外為用’論等等；表麵看來，十分公允，實際上等於什麼話也沒說，而恰恰是把現代與傳統這個尖銳矛盾從語言中消解掉了。”
李稱他的“西體中用”中的乃新解：衣食住行為根本。“……本來，‘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簡說。但我在1989年的文章中就指出，‘學’（學問、知識、文化、意識形態）不能夠作為‘體’；‘體’應該指‘社會存在的本體’，即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為這才是任何社會生存、延續、發展的根本所在。‘學’不過是在這個根本基礎上生長出來的思想、學說，或意識形態。所以，以現代化為‘體’也好，名之曰‘西體’也好，首要便是指這個社會存在的基礎、本體亦即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在現代工業生產基礎上的變化。”“這就是現代社會、現代化的‘體’。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裏，把製造——實用工具作為人與動物的分界線，作為人類的基本特征和社會存在本體所在，也就是把發展科技生產力作為邁入現代社會的根本關鍵，這也就是‘西體’。”也許是受“實用理性”的影響，李在這裏首先注重的是基本的生活、生存問題，拋開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即現實的生活、生存和生命，來高談“超越的存在”、“道德的生命”，“實在是不著邊際，於心何忍？”他並且認為元典儒學（孔子）與馬克思更是如此。或許是那個時代（毛的時代）的特殊情況，人們溫飽都解決不了，所以經曆了那個時代的李才如此地重視這個“西體”，何況“體”（李的）本身就是人們求知奮鬥的重心，這個“體”得到滿足了，再談什麼精神、追求，就有了物質基礎了，這是極其合理的，問題是，李沒有看到，在曆史上“求知極限”所帶來的嚴重得多的問題，即是利用性本身所導致的，毛的時代無論是精神的、物質的，歸根結底不還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所導致的嗎？人們沒有改變現狀的求知意識與勇氣，結果是它往往使人們的衣食住行都沒有了保障。同時他也沒有看到西方的“體”的現代化，是從何而來的？創造與質變又何以可能？
他談到“用”是關鍵：轉換性的創造。他同時解釋道：“‘體’、‘用’本不可分，把它們故意分開，是為了在語言上突出現代化與本土傳統的矛盾。”同時也確定了：“西體中用”關鍵在“用”。認為“如何使中國能真正比較順利地健康地進入現代社會，如何使廣大人民生活上的現代化能健康地前進發展，如何使以個人契約為法律基地的近現代社會生活在中國生根、發展，並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仍然是一大難題。盡管講現代化已經百年，各種方法也都試過，包括激烈的政治變遷（辛亥革命）激烈的文化批判（五四運動）以及激烈的社會革命等都未能使這個社會存在的本體迅速前進，中國至今仍然落後於先進國家許多年。我認為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建設性地創造出現代化在中國各種必須的形式。為此，我提出‘轉換性的創造’。即不一定要以西方現成的模式作為模仿、追求、‘轉換’的對象，可以根據中國自己的曆史情況和現實情況創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模態來。……強調‘創造’新形式，而不是‘轉換’到西方的既定形式這一基本思路。”先不說李的“創造形式”問題，就“創造”本身來說，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何況再去創造。中國曆史長久以來就已經嚴重缺乏“創造”了，當代也不例外。僅是從西方引進來的創造，也足夠中國消化一段時間了，要他們去創造什麼，根本摸不著頭腦。中國本沒有創造得以持續不斷產生的社會、教育的基礎條件與環境。一百多年來，從西方引進的各種知識真理係統，曾經有哪一個得到了真正的轉換性創造？不是被政黨借來仍實行傳統專製，就是被廣大民眾當“幹屍”利用，都還不是在舊核心本質的潛流下遭到了利用和扭曲，有真理（如民主）卻不被實現，就連這些“庫存”的知識真理都棄之不用了，仍以舊的“人治”傳統為“本”，創造能力本已在這種形態中消失，又怎麼才能實現“轉換性的創造”呢？中國的利用性知識狀態使人們在“發展”問題上不得不短視而短效，惡性循環恐在所難免。
李先生並沒有發現，創造得以可能的條件，中國社會基本上不具備。即使未來中國真的具備了創造普遍性產生的條件，也未必是李先生想要的那種“形式”，因為每個人的個性思想等的不同，創造也一定是豐富多彩的，而且也不是他人所能想象得到的，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當然也沒有兩個相同的人，而每個人思想、個性潛能的充分發展，是創造多樣性得以產生的基礎。而中國政治專製所要求的“統一思想”，卻把十多億人的思想強行製成了“同一片葉子”，而人們又樂此不疲（利用性的結果），這是多麼地可悲啊！反過來推論是：創造的產生首先需要人們對知識本身的認知、熱愛、追求實現；其次是使每個人的個性潛能得到充分發展；進而，就必須要有創造產生的自由、民主的社會政治等環境，前兩者作為內部條件，這個就是外部條件，不然就是專製的環境，當然專製的環境是絕對產生不了任何創造的。而中國人正是在專製的淫威下沒有意識也不敢突破任何“局限”的，隻求安於現狀，喪失了革新意識與能力。而自由、民主的社會環境是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基礎的社會的與政治的保障，這一點必須清楚。最後，自由、民主等所代表的知識真理被實現的環境，又是需要熱愛、勇於追求知識真理的民族群體共同實現的，這種社會的發展模式才是真正的有希望的，而西方正是在這種環境中發展出人類近現代文明的。在利用性的中國，人是知識的奴隸，而不是運用知識的主人。各種爭論都是在爭：要依附誰，或不要依附誰。人們也隻懂得依附權勢，謀獲私利，而且以此為榮，樂此不疲！仍是以腐化的形式（人事關係）來“發展”，它的極限就是富極必腐，腐極必衰，惡性循環不止。
孰“體”孰“用”本不必爭論，而應著重創造出“創造”得以可能的社會環境，而不必追問創造了什麼，因為強調創造什麼或不創造什麼，本身就是專製的行為。
同時再次說明，利用性知識狀態不僅塑造了國民整體性格——奴隸性（依附、盲從等），而且還會繼續支配著中國當代及未來的發展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