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期，“嚴複背棄了他早年曾熱情相信過、宣傳介紹過的‘新學’‘西學’，而完全回到傳統懷抱中去了。數千年中國傳統經常把好些‘向西方學習’的分子又逐漸吞噬、消化進去了。嚴複不過是一個典型例子。其後有更多的人走得都是這條路。這是一個值得好好研究的課題。中國意識形態的頑強力量，本不是數年數十年所能清除，特別是小生產社會基礎沒有徹底改變之前，資本主義的東西不一定能生根，封建主義的東西倒駕輕就熟，可以改頭換麵地一再出現，並把人們從思想到行動，從靈魂到肉體都吃掉。”李澤厚先生仍是以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作分析依據，但無法說明這種深層次的問題。包括當下這種現象，也仍是主流，李澤厚這篇發表在《曆史研究》1977年第2期中的研究嚴複的文章，它的結尾，對剛經過“*”洗禮的他來說當是頗意味深長的了。隻是，問題還遠沒依托馬克思哲學思想所做出的原因分析那麼簡單。從曆史中剝去一層層外衣，找到最後，“吃人”的原來是利用性的知識狀態。
（3）.孫中山章太炎
在利用性知識狀態支配下的中國社會，無論求知目的達到與否，農民革命，或救亡圖存成功或失敗，到後期必然會轉入保守，或幹脆腐化。都顯示了利用性知識狀態下的巨大局限性，大大小小，惡性循環規律不斷上演。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及他的革命思想也同樣逃脫不了這一局限。
辛亥革命行動上成功了，但過程上失敗了。他們認為隻要推翻清政府，就完事大吉了，革命就算成功了。並不去為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社會製度等知識真理而奮鬥。雖然“孫比革命派好些人認為革命本身似乎即是目的，辛亥以後即認為大功告成等等，要高明得多。”但也不外乎生存之利益，富國強民，“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著名綱領：‘所謂人能盡其才者，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富，農務有學，在耕耨有器也’；‘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這當然不出改良派主張的範圍，但孫中山以後擯棄了改良主義，搞革命鬥爭，也仍然沒有忘懷這個建設祖國的巨大任務，孫中山實行與改良不同的革命辦法，還是為了建設祖國這個目的。”（p294）在他“看到了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對自由平等沒有多大興趣（筆者按：實質上對於中上層階級來說也沒有多大興趣，隻是被逼無奈才借用一下，當太平了之後，一切又照舊；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生存還是問題，還管什麼自由民主。就是因為自古以來都不看重知識本身，他們並不知道通過對知識真理的‘運用’可以更高層次地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況。當代人還是如此，何況那個時代），似乎是在開始放棄他前期那些資產階級民主理想，但其實卻是對中國封建專製嚴重估計不夠（他更沒有看到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倒退作用）。他自認為超過歐美資本主義的新思想，卻恰恰成了容易為封建主義利用的理論。”實際上孫及他的革命黨人都在利用著知識，隻是他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暫時的利益，這種暫時性當然是利用過後一切仍照舊的來，即革命成功之後，它也會如曆史朝代般盛極再衰的，因為一個新的社會製度並不能改變一個民族的知識狀態，也就是它不能改變一個社會的基本發展性質，尤其是在這個民族還沒有覺醒於自身的知識狀態的時候。是知識狀態決定了社會製度。其實製度也隻是外衣，製度的名號再好，再響亮，因為嚴重缺乏對知識真理的信仰精神，人們都會照著封建專製去做，比如民國政府，*時代等。如果去掉社會製度的外衣，由知識狀態決定的仍是社會的發展規律，“一盛一衰”。孫中山當然不會看到這一關鍵，李澤厚先生也沒有揭示出來。雖然孫中山先生看到西方的曆史社會發展是由“洪荒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民權時代”是性質不同的社會形態的質變，由此而斷定中國的曆史社會也是：“從低級到高級的上升過程，不是所謂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亂久必治，治久必亂’的交替。”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廂情願的盲目套用，包括現當代學者，但他們都嚴重高估了自己，他們沒有看到知識狀態的支配作用，而是依附在西方思想學說的膝下，自娛自樂。他們一方麵向往著天國般的大同世界，另一方麵卻在毫不醒悟地利用著知識，“複興”傳統。嚴重缺乏對知識的“運用”，也就不可能使現實與理想聯係在一起。
孫的“知難行易”哲學命題，認為：人們獲得“真知”是艱辛的，因此“知難”，但他這個“行”也不過是指的為生存利益而鬥爭的“行”，在行動中總結事物的真偽、對錯，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以達到生存之利益目的。這是沒什麼錯的。但是，他的狹隘性是非常明顯的，他沒有看到知識在生存利益麵前的嚴重處境，是導致中國社會知識創造基本停滯的根本環境。卻也不應當沒有看到達爾文寫《進化論》的目的並不是基於人類的生存需要，或者個人的生存需要，而是對知識真理的不懈追求的真求知精神所推動。“生存問題”是必須關心的，但僅為了生存利益使得自身的發展裹足不前，自生而自滅，卻是不能讓人接受的，有害無益的。所以必須轉變知識狀態。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孫中山自始至終都看得最為重要的思想。從同盟會時代他就向革命派中許多人竭力講解，到新三民主義時期中，他又把三民主義說成是‘發財主義’，都說明孫中山重視把中國從貧困境地中解放出來。”（p302——303）“中國人聽到說發財就很歡迎的緣故，因為中國現在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是救窮獨一無二的方法。……發財便可救窮，救了窮便不受苦。所謂救苦救難。”“……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當然不理會，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象發財主義。……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p303）（《民權主義》第二講）投民眾的喜好，革命必然墮向曆史。
“國家獨立的民族主義（自由），建立共和的民權主義（平等）和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博愛），是孫中山的全麵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內容和理想。但孫中山認為，他的三民主義所以比歐美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要優越，正在於他的重點，在於他有解決人民經濟生活問題的民生主義。”（p303）“孫中山認為：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民生主義第一講》）。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家的生計，群眾的生命”（《同上》p342），在他看來，歸根結底決定社會麵貌和進程的是人們的“生存”問題，這裏表現了孫中山對於人民生活的關懷。孫中山無疑是延續了傳統知識分子關心民瘼生存的儒學特征，這是愛人精神的體現，可畢竟他看不到這種對知識的利用性，會使這種空中的理想永遠玄在天上，如果沒有先進思想及具體製度的實現，民眾就沒有任何權利與利益的保障，永遠是受欺壓的對象。在社會因政治腐敗而由盛轉衰時，即使已有的利益也不能保障了。如他所領導的革命派人士，悉數遭到反動者屠殺，革命成果被篡奪，等等，這並不是一個思想不成熟、革命不徹底，或對封建勢力估計不足所能解釋的，因為*時代難道也是因為對封建勢力估計不足所導致的嗎？恐怕沒那麼簡單。
革命者的傷痛：
“在（維新）變法運動思潮的高潮中，湧現了一大批年輕的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學生知識分子（其中大部份日後都去日本留學）。他們與與功名爵祿的傳統封建士大夫有了質的區別，這也就是章太炎後來所說的，‘今革命者則異是，大抵年少不為祿仕者。’（《革命之道德》）。”這批人中的一部分後來成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骨幹力量。不過不為“祿仕”，並非就熱愛上了知識真理。
“辛亥革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全國勝利了。武昌起義後各省幾乎大都是所謂‘兵不血刃’‘傳檄而定’。然而實際上是悲劇地失敗了。絕大部分的政權都落在立憲派或舊封建軍閥、官僚的手中。有的是發動反革命政變搶去的(如湖南)，有的是請進外省兵力奪走的(如貴州)，有的是采用陰謀辦法謀取的(如湖北)，更多則是幹脆一夜之間換塊招牌，由清朝政府的‘巡撫’改為革命軍政府的‘都督’(如江蘇)。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概括的：‘未莊的人日見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甚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甚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日，末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把總’‘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挑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上一個翰林。’從阿Q所在的未莊到革命首義的武昌，從傑出的藝術概括到床底下豁請出個黎元洪的真實曆史，革命派讓權反革命派奪權的辛亥革命悲喜劇上演得淋漓盡致。辛亥革命使政權實質並無改變，卻由於甩掉一個作為權力中心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開的軍閾割據，內戰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權利連起碼的保障也設有，現實走到原來理想的反麵。”（p282）到了此時，半個多世紀的“西學”等於白費，革命似乎就隻是為了推翻滿清的所謂異族統治，這在鄒容、陳天華等人的革命口號中體現得十分明確，並沒有對自由、民主、平等等知識係統做真誠的追求，而是革命“成功”之後，顯然是被丟棄了。那麼自認為革命成功了的革命者更不會以知識真理為實踐依據，進一步對社會現實做更高的理性探索與要求，而是很快被封建軍閥取而代之了。
知識真理不能被堅守、實現的惡果，不僅回到了封建軍閥混戰時代，出現了嚴重的惡性循環，“然而這才是第一幕。第二幕便是反革命的任意屠殺。革命派在起義後幾乎對一切人都是‘不念舊惡’‘鹹與維新’，把以前大聲疾呼的‘頂子(指清政府官吏)之紅色藍色，無非血也’，從而主張懲辦各級滿清政府官員等主張完全置諸腦後，孫黃之於袁世凱，譚人鳳等兩湖革命派之於譚延（剴），都是節節退讓，希望和衷共濟合為一體(孫黃讓袁加入國民黨，譚延塏則居然成了國民黨的要人)，從章太炎到孫武更是幹脆叛己投敵，‘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相反，反革命派則隻要略有機會，便極其凶殘地大行鎮壓和屠殺.；從譚延聞殺焦達峰、陳作新，黎元洪殺張振武，袁世凱殺宋教仁，到二次革命的全國大屠殺。革命派上層著名人物尚且如此，下層一般分子遭遇就更慘。例如，湖南焦、陳被害後，在常德“將揚任(革命派骨幹)等三人血屍陳堂前，一一剖心……‘接著塗鑒衡、劉漢廷、鍾傑、張盛唐和陸軍小學學生向忠勇等數十人也……槍斃。……這樣，常德的革命黨人就被一網打盡了’(楊世驥《辛亥革命前後湖南史事》第211頁)。在貴州，如革命派後來所追悔，‘隻以一念平和，不殺劉顯世於光複之始，坐令外引鄰軍，內謀暴動，起義同誌，盡遭殺害’(張石麟《黨澤霖傳》見《民國野史》第2編)，‘肢體裂為數十段’(《革命逸史》第4冊貴州首義發難者揚樹青)。在湖北，革命首義團體文華社、共進會大批成員被殺，波及到了新聞界，一些新聞記者如淩大同、餘慈舫都被慘殺，‘黎元洪說，他所發表的文章過於激烈，……留著是害人的……不明殺，不標真姓名，也不宣布罪狀。都督府向來殺人一貫是這樣的’（《鄂州血史》第215頁)。”“(餘慈舫)受刑極慘，由漢口解到武昌軍法處時，在肩骨縫中，用刺刀戳穿一洞，再用鐵鏈係之以行，……槍斃井無罪狀公布”（同上，217頁)。“黎元洪規定，凡管帶以上軍官就有殺人權。譚延塏要求部下‘便宜從事’。清朝末完蛋時，盡管已經極其凶殘，但在形上一般還有所謂按大清律行事的規矩，到現在連任何形式上的刑律也沒有了，一切都可‘便宜從事’，真是殺人如草不聞聲，人民毫無任何法律保障，所謂形式的、虛偽的、殘缺不全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也根本沒有，由封建主義開始直接走向現代法西斯。自袁世凱之後，便是走的這條路。”（p282——283）“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所指望、宣傳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一點也沒有得到。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有的仍然隻是披上各種現代形式的封建主義。從思想史來看，為什麼會這樣？”李先生問得好！從曆史脈絡看，民國仍屬於封建的末期，封建勢力固然強大，古今思想一脈相承。盡管近代的“西學東漸”是多麼強烈，但我們看到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被迫地求知背後是直接的利益欲求。一次次改革都不成功，他們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共和、平等是實現救亡圖存的良藥，等這個病治好了，就完事大吉了。可是作為知識真理的自由、民主憑什麼來實現呢？又依靠什麼來保障呢？始終就不是人們關注的重心。正因為知識僅是利用工具，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新的知識不能被實現，舊的封建勢力一定會填補這個空缺，反攻倒算。在根本沒有任何思想準備，認為已大功告成的革命者就此止步而被誅殺就可以理解了，革命之意義本沒有這麼簡單。知識真理的探索、堅守、直到基本實現都是漫長而複雜的，生存利益也隻有知識真理被實現的有效保障才能持久，可惜的是，人們並沒有這種對知識力量的認知意識。
從表麵上看，他們確實沒有對反動勢力、封建惡流，保持足夠的認識深度，使他們功虧一簣。但是按道理說，1949年之後的中國人民，經過了一百年的磨練，數次革命未果的教訓，應該能夠對封建惡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了，可是，卻還是暗流湧動，舊疾複發。因為隻關心生存私利，民族很難從尊重知識真理層麵去解決、解釋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好了傷疤，忘了疼。因為對知識本身的利用、不在乎，不能通過對知識真理的鑒別、分析，作出普遍價值上的判斷，讓人們去認知、堅守，避免重蹈覆轍。可是中國人，一旦“生活上”好一點，就很滿足了，忘乎所以了，把專製的毒害忘得一幹二淨了。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在知識死亡之後，生活私利就是一切的中心了，但，這並不能保障已有的利益不會被再次剝奪。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對封建勢力估計不足，還不如說是國人對知識真理的意義認識膚淺。
接著，李澤厚先生的一段論述，更說明了這個問題：
如前所述，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發展的主流是由愛國而革命，即由抵抗外國侵略要求祖國富強而必須推翻滿清政府，是為了國家的獨立、自由、富強而革命，這與洛克、盧校等人強調個人的自由、平等、獨立、人權，為這些東西而鬥爭而革命，並不完全相同。國家的獨立始終是中國革命的首要主題。所以孫中山用國家的自由(即不作外國的奴隸)來界說他的“民族主義”一點也不偶然。孫中山說得極明白：“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得到民權。……民族主義就是為同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萬不可再用到個人身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他太天真了，沒有個人自由，哪有國家的發展，依舊是封建式的知識狀態思維）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民權主義第二講》)。辛亥革命前革命派與梁啟超的大論戰，雖然極為重要而激烈，討論的問題也很多，但實際主題仍然是集中在革命與保皇這個焦點上，亦即集中在是否實行“民族主義”推翻滿清政府才能救國這個目標上。在法蘭西，“不自由毋寧死”的呼號響徹一時。在中國，蹈海以死激勵人們的是為了救國愛國。至於人權、民主等等，雖然辛亥前有過一些宣傳，但既未真正深入人心，也確非當時現實迫切要求所在。它隻在表麵形式例如主張共和政體廢除君主政體這種極為外在的意義上，為人們所接受和了解。辛亥以後的曆史表明，誰想使清朝政府複辟,或誰想公開再作皇帝，倒的確是不得人心，天下共擊之的。袁世凱稱帝和張勳複辟很快都失敗。但如何在更深遠的含義和內容上，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以真正戰勝封建主義，革命派始終沒有充分的思想武裝和輿論準備。對封建舊勢力舊傳統可以以各種新形式來繼續進行統治，甚至反攻倒算，更絲毫沒有認識。資產階級思想啟蒙工作，革命派本來就做得很少，也不重視。如何在政治上真正實現民主共和，在經濟上搞富強建設，在文化上宣傳自由平等，革命前大多是空話，並沒有生根；革命後很快就被縱橫捭闔的帝王權術(如袁世凱)和殺人如草的血腥鎮壓所淹沒了。報館放大批封閉；結社被公開禁止。在金錢收買下，議員成豬仔，議會乃玩物。袁世凱稱帝，所謂“國民代表”一千餘人全體一致通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反革命專政醜劇。哪裏有甚麼起碼的資產階級人權、民主、平等、自由。而這一點，無論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或意識形態來說，又是有其深淵原因的。”（p284——285）李先生一直在發問、喟歎這種現象，同時感到深層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