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依附與闡釋的知識堆砌過程
中國社會的利用性知識狀態，所能“創造”出新的學術途徑、方法、過程是依附與闡釋。因此，在中國現當代人的心目中，認為積累久了就會有創造產生，或中西文化簡單相加、調和就能出新，這實質上是一種錯覺與無知，兩千年來沒有什麼重大的創造、發明、發現的中國人，早已喪失了創造意識與能力。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並不能出新。他們都是，要麼依附於傳統闡釋出所謂新的東西；要麼依附於西方的各種思想文化闡釋、附會出自己或領導想要的東西。以為掌握了治國要術，發展良策，然後作為樣板、教科書讓所有的人學習掌握，嚴格遵循。以而隻要是西方新的創造就會成為中國人尊奉的新對象，自己把東拚西湊，七拚八湊，疊加堆砌的東西以為是創造了，在中國當代的所有領域都能發現這樣的本質。其本質就是因為利用性使人們不得不急功近利，隻看重私利，忽視了對知識探索的環境的追求。不過，我們還是先看一看清末民初的其他幾個重要人物的思想實質吧。
1、譚嗣同、嚴複、孫中山、章太炎的思想本質
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仍是正統的封建傳統的知識分子。在求知觀念，求知性質上都沒有離傳統有多大的差距，也就是求知仍是以個人或國家的生存私利為終結的。在他們整個奮鬥過程中，都並不在意知識意義的實現。這裏大致分析一下四位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張受利用性知識狀態支配的本質。
（1）.譚嗣同
譚與康的思想雖有差別，但理路模式基本上是一樣的，那就是通過闡釋發揮傳統或西學來應對現實，作為現實革命的依據，最終目的也不外乎“治國平天下”。國泰民安，富裕強盛遠勝於知識真理的實現。
譚的思想，“總括起來，譚與當時中國許多先進人士完全一樣，他們都是急切地在中外古今各家各派的思想學說中，盡量覓取適合自己需要的理論武器。”他們是如此急切地需要一切能夠救亡圖存的革命依據，這種窮於應付的情形所暴露的問題：一是有病亂投醫，沒有任何根基，什麼能用就拿什麼；二是用完一定就會丟棄，複歸於人事關係形態。事後，他們又很少能關注所拿來的，堆砌的知識是否能讓國家走上持續進步的道路，進而去避免重複由盛轉衰的老路。事實是他們並不考慮這些，其原因就是，作為傳統知識分子他們已經喪失了“向前看”的進步功能，他們隻要太平，隻要從經典中闡釋、發掘出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就行了，一般都是些燃眉之急，用時就拿來，不用就束之高閣，安享太平，因為求知即止，是不可能再有獨立思想的出現的，不需要，也是不可以的，一切都是不能與儒術相違背的。李澤厚則分析說：“在新舊事物劇烈變異、政治鬥爭正尖銳展開的繁忙動蕩的過渡時代裏，與當時許多人一樣，譚也根本還來不及吸收融化所獲得的新舊知識來建立起獨立完整的體係。”難道是真的“來不及”嗎？“來不及”固然是實情，除譚之外，還有很多人後來活動於世，可是他們都始終沒有認真地研究出具體可行的方案，難道譚就能行嗎？更何況他們中的幾乎所有人後來都成了儒學傳統衛道士。與其說是來不及，還不如說，由於利用性知識狀態的製約，使他們無法衝破傳統的限製，他們也不願意冒險去建立新的社會，因為他們都已經成了傳統價值的“奴隸”。隻有向內，從來不敢也不會向外；隻有向後，從來不敢也不會向前；隻有複古，從來不改也不會革新，總之，安於現狀。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下中國人的基本“發展”心態。一個是以生存私利的滿足為終結的求知奮鬥理路；一個是不斷對新事物的追求並實現的西方發展理路。前者作為中國傳統以來統一化的求知旨歸，說明類似西方的知識創造所體現的追求、理想的知識發展係統，不會在中國出現，更不可能在康、譚等人身上出現，所以，所謂的“建立獨立完整的體係”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述而不作，隻重實踐，輕理論推演的儒學傳統，也起到了火上澆油的極大作用。
在譚構建的《仁學》哲學中也同樣突出了在闡釋、發揮傳統與“憑借和附會”西學過程中那急切的功利目的，救亡圖存是作為他追求的最終目的而展開求知、奮鬥的，所以他的哲學理論不能導向以知識真理為依托的，類西方的道路上去，也必定會停留在傳統知識發展理路的層麵。很明顯，中國的知識僅在於使天下太平，國民安康；西方的知識在於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追求更高級的安康與太平。所以譚（後來的毛也是這樣基本思路，）在哲學理論上停步在（p181）“強調的是一般的運動、變化和發展（如改朝換代，農民革命）而不是發展和進化中的飛躍（由封建入資本，這是需要不斷追求的）。”因為他們認識不到自身的知識狀態，他們不可能改變。
作為革命工具的資產階級主張，正體現了他要從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識中尋找能支持革命的憑借，不管這個依據是否合乎邏輯，憑借浪漫與熱情也是能給他們力量的，隻是“力”虛無有後勁。（《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李澤厚p208——212）“譚嗣同的社會政治思想與其哲學理論保持著幾乎是直接推論式的形式邏輯的演繹關係，反映了哲學體係與社會政治主張密切聯係和統一，證明了這個哲學是其社會政治主張的一種直接的提升。……與康有為在‘大同’空想裏所規劃的一樣（不過譚嗣同是急切要求立即實現康有為認為需要慢慢地來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譚嗣同幻想在這樣一種自由獨立的社會結構下，在工商業和物質文明十分繁榮發達的經濟基礎上（譚所理想的社會，是與那安靜、節儉、分散、保守的自然經濟小生產的封建社會相反的動蕩、奢侈、集中、先進的機器大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天真地盡力謳歌著機器生產、自由貿易、反儉主奢等等），建立起一個普遍幸福的理性的國度、地上的天國：‘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裏萬裏，一家一人。’——一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這種闡釋出來的傳統式空想，就像民眾渴望“清官”，天下澄明一樣，是永遠遙不可及的浪漫想法。他不能突破專製、人治等傳統知識、社會結構的局限，不可能突破知識狀態對他的限製。他不能看到，這空想必須經由通過不斷追求知識真理的不斷實現，才能更接近於“空想”，除此之外，用傳統的發展模式，是絕對行不通的。他也不會料到，之後的革命者，在達到這種生存私利的滿足之後，知識真理被丟棄或當做幌子，一切又要複歸傳統了。
雖然“譚嗣同深刻地指出了曆代儒家學說為統治和壓迫服務的性質，指出一向被尊為‘忠臣’、‘大儒’的封建社會著名的政治學術代表人物，不過是‘輔紂助桀’的幫凶和奴仆：‘其為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為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為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p216）”並提出了新的政治原則——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但由於知識狀態的局限，在他的思想中“總認為隻有‘救世濟民’的偉大個人才是曆史的推動力。”他認為能使天下和平，百姓安康就是推動曆史了，照此說法，曆代帝王及人臣也是曆史的推動者了，但要看什麼樣的推動者，是推向衰亡，還是推向進步，顯然兩千年封建史是逐漸走向衰亡的，而且一直都沒有覺醒的跡象。以秦始皇為始的曆代王侯將相正是直接推動文明衰亡的主力軍。而中國先秦與整個西方曆史證明了真正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是獨立、自由的真求知的知識創造團體，而非“富貴團體”。並且“譚在某些時候也表明自己‘害怕騷動’，怕‘大亂一作，無可收拾’。”曆史證明，能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動亂”都是值得的，有什麼還能比軍閥混戰更加亂的呢？中華民族能夠承受得起封建曆史上那麼多的無意義（相對於文明進步來說）的戰亂，卻承受不起能夠促進民族進步的“亂”，這是多麼的愚蠢與悲哀啊！知識狀態之惡劣莫過於此！當然，雖然他無法衝決傳統，也畢竟是了解曆史，了解民眾的，隻是民眾越怕亂，這“亂”來的就越快越多，他們更愚昧的是不了解知識真理之一：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實現才是根治“亂”的良藥，是根治官僚們因腐敗而導致的民族衰退與“亂”的良藥，政治專製就是致使腐敗與民族衰亡的溫床！但普天之下，人人固守、滿足於自身私利，沒有人會堅守、追求其實現。人們在知識真理麵前，不是像魯迅筆下的“華老栓”一樣麻木、冷漠，就是像茶館的閑人一樣“莫談國事”。
因此，“譚氏思想、性格和行動，充滿著急進又不能急進，要求鬥爭而沒有鬥爭的尖銳的矛盾——這是一種悲劇性的矛盾。”這是可以理解的，在利用性知識狀態之中的他與這個社會也必然是一個“悲劇”。利用性的知識狀態使人們不能以知識真理為核心分清知識真理的界限，隻能以“關係”為核心分清利益的界限，誰能幫助“我”達到這一目的，誰就是“真理”，無論他是儒術，還是帝王，因此，就出現了這種種類似的情形，他“一方麵在理論上痛斥封建君主，另一方麵在實踐上又要依靠封建君主；一方麵是急進要求，另一方麵是宗教神秘……”“譚嗣同的矛盾是不清醒的矛盾。”現實與理想為什麼總是聯係不到一塊，這難道僅是談個人的“不清醒”嗎？
（2）.嚴複
和康、譚等人一樣，嚴複也同樣隻是單純地為了國家穩定，人民幸福、富裕，而寧可拋棄知識真理。但，大家一定要明白，單純地為國家、民族的生存利益而求知奮鬥，其結果必然是利益的短暫的獲得與滿足，而非長久性的，它是一盛一衰惡性循環規律的根源。嚴複擁有傳統知識分子的一切主要特征，當國家有難時，會盡可能地搜集古今中外的知識理論作為憑借，當天下太平時，就開始修身養性了。從文化上講這沒什麼，但從曆史進步方麵講這是要命的！
傳統知識分子應付時局的態度，即是利用性的最好體現。“嚴複對中國古代各家學說的評論取舍，都完全服從於、從屬於他當時提倡資產階級新學、西學的需要，都具有這個特定的時代內容。”知識從他們那裏出來隻有依附、闡釋，根本就看不到原創的影子，曆史似乎就是這樣才達到“超穩定”的，一切僅為“國泰民安”，其他什麼東西要不得、又要得的矛盾，始終不能揮去，這似乎非常符合“亦正亦邪”的傳統哲學之道。
不過，嚴複十分重視認識論和邏輯學，他認為傳統哲學，尤其是陸九淵、王陽明的心性之學，認為他們都“隻從傳統的‘古訓’，教條出發，‘不實驗於事物’，‘不察事實，執因言果，先以一說，以概餘論。’（《穆勒名學》部甲、部乙按語）這才是中學不如西學的問題所在。‘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原強》）這種教條主義和唯心論的先驗論，必須予以打到和廢除。必須‘即物實測’，從實際經驗出發，觀察、歸納、綜合，才能得到‘無往而不信’的科學‘公例’，即普遍原理、原則”（同上p248）可是，嚴複並不能深入解釋為什麼國人隻知“訓詁”“教條”，“不實驗於事物”，“不察事實，執因言果，先以一說，以概餘論。”他和中國幾乎所有的人一樣，都把罪責歸於孔孟，而沒有看到真正導致這種結果的是利用性知識狀態和政治專製，或者說是所有的中國人自己，而不是孔孟。嚴複的思想比康、譚等人有一定的深刻性，但，中國有無邏輯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在於國人是否有真求知性，是否能真正懂得知識真理的力量，是否有追求知識真理實現的勇氣，不再使知識淪為“工具”。即使中國早就有了邏輯學，也會像其他先秦學說，或像“四大發明”一樣，被湮沒在當官發財的利祿之途的荒野中，無人問津，像儒學一樣死亡掉。
“嚴複原來就存在著一個內在矛盾和理論的惡性循環，即一方麵認為要國家富強，首先有賴於組成國家的無數細胞即國民個體的‘德’‘智’‘體’三方麵的基本素質，著重個人在經濟上、思想上、言論上的自由、競爭和發展。”但他又“認為中國人民的德智體基本素質都很落後，沒有實行政治變革的基礎。”實質上他們還是那般老思想：怕“亂”。他們害怕：追求知識真理實現的這個事實會亂了孔孟道德之道，社會會永遠亂下去。難道西方人天生就具備這樣的素質嗎？哪一個崛起的民族不是在“亂”的過程中不斷成長的？不能用真相去啟示民眾，民族就不可能提高素質，想吃又怕燙的矛盾實在可笑！當然，這暴露的本質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求知本質的作用。西方正是“亂”了幾個世紀，才有今天，隻要能以知識真理為發展核心，“亂”就是進步的過程。“另一方麵，迫切的救亡局麵，把國家富強問題推到當務之急的首位，使嚴複越來越痛感‘小己自由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圖強……為自存之至計。’（《法意》卷18按語）這樣，國家富強又比個體的德智體，比個人思想言論上經濟上的自由和發展要緊得多，急迫得多，應該擺在前麵。這是近代思想家包括嚴複在內所實際著重的首要主題。嚴複把這個擺在首位的國家富強問題，先是寄托於清朝政府，後是幻想在統治者中出現強有力的法家人物，隻要達此目的，手段方法均屬次要，……到暮年，嚴複每況愈下，不但完全拋棄經驗論，而且最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又終於放棄了他一直堅決信奉的進化論，連法家人物也不再指望，完全回到孔孟，並且在極端悲觀中，沉浸在莊周的虛無主義的哲學中，以麻痹自己。”利用性知識狀態使知識死亡，也就從根本上斷絕了人們向前看，追求更高層次社會形態的希望，一切新的希望馬上又成泡影，知識即已死，是“幹屍”，使得他們看不到通過運用知識才能有新的希望，所以，就不得不回歸孔孟。“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以此卻是心誌怡然，委心任化。”（《與熊純如書》第74函，1921年）實質上，這都屬於嚴無意識的曲解，仍是在以專製的思維作“自由”的申辯。救亡圖存、國家富強與自由、民主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隻是要從兩種知識狀態分析，中西文明各有一種維係發展的紐帶：一、在中國利用性知識狀態所支配的專製形態的社會的發展是以強有力的上下等級分明的“人事關係”紐帶實行專製統治的，他要求一切都要統一在“一種”號令之下，不能有任何異議，這是中國所謂的“小己”服從國家“集體”，這實際上是專製思維的深化與延伸，它的本質是割除了人們的個性、自由。二、在西方以知識真理為發展核心動力的社會，以普遍性的真理啟示人們去堅守、實現，個人的自由、充分發展是社會自由、充分發展的基礎，沒有個人個性的自由的、充分的發展，也就沒有五花八門的各種創造（可惜這一點中國人還在執迷不悟），中國的專製所要求的“統一”“服從”，塑造出的都是清一色的“奴隸”，奴隸的“集體”，也就不會產生任何創造。再者，因為他們看重的是知識真理，假如換成西方人，那麼“救亡圖存、國家富強”作為知識真理的一部分，也會得到他們的堅守，並能有效地追求其實現，這才是個體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民主能完美結合的關鍵。相反在中國並不看重知識真理，越是要求專製下的“統一”，人們越是看重自身的私利，賣國求榮者屬中華最多，“自由、民主”與國家富強一樣，幾乎沒有人去真正追求。知識真理在中國死亡的下場也莫過於此。因此，在中國嚴複們那裏隻能相信專製，而不會有信仰知識真理的意念存在，也不可能引導人民信仰知識真理。在他們認為，隻有專製之下才能達到國家富強的目標，實質上這是無意識之中的自欺欺人，毛的時代就是證明。所以，在中西文化碰撞麵前，他們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矛盾。壓製個人的發展服從集體，本身就是矛盾的。他們那時還不懂什麼是知識狀態，他們不可能突破已有的認識，甚至包括當代人也一樣。
嚴複的悲劇從根本上說是曆史傳統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悲劇。在以上李澤厚先生對他的評述中已體現對知識利用性的悲劇歌聲，他沒有看到知識真理之於民眾，之於社會，之於人類文明的真正力量及意義在哪裏。他的悲劇就是中華民族的發展的悲劇。
社會製度的進步，文明的進步，是要靠民族不懈追求才能換來的，以利用知識為核心，以生存私利的獲得為求知終結的國人，怎麼會突然間相信知識真理呢！人們不能信仰就意味著熱愛、堅守、探索、追求實現的不可能性。隻有向後看，回歸傳統。這也是曆史發展的惡性循環的主要表現特征。
就“自由”而言，嚴複說：“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尚自繇（由），自繇則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治。（《老子點評》）”正如李澤厚所評的：“即是主張‘自由為體’的也仍然把國家的自由（即獨立），把富強、救亡遠遠放在個人自由之上。”雖然嚴複“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項以作為變法改革的根本。……進行教育，隻有每個人都能夠自強自治，然後才可能實行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國家也才會繁榮富強。”說來說去，知識仍隻是工具，不能把對知識真理的追求實現作為核心形態，知識就仍擺脫不了被利用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