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始終用馬克思社會哲學思想來分析中國自身的問題，可是這並不能如儒學一樣要去解釋一切問題，何況中國與西方是兩種文明形態，西方的理論即使再“神”，屬於中國的本質問題還是解釋不了。用這個新“神”反而蒙蔽了自己。西方經濟基礎的發展進步是靠創造性知識狀態來實現的，中國恰好缺的就是這一環。中國利用性的知識狀態，不但自身無法產生新的“經濟基礎”，也使得引進來的知識成了新的“敲門磚”。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那個時期“鄒容呼喚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念也始終居於次要地位”，也就是為生存私利服務的“曆史性”的地位。
章太炎
不出利用性知識狀態之傳統套路，章太炎的思想理路同樣十分明顯地體現了這樣的惡性循環規律。人、社會、國家的生存利益始終是人們追求的重心，以而知識真理就算不要，也要確保這一目標。章太炎思想的千變萬化，都無非是說明了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規律，萬變不離其“宗”，都難逃一盛一衰的惡性循環命運。沒有知識真理的支撐，“天下太平”，“國強民富”就得不到持久的保障，隻能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始終是巨大而激烈的，也是難以解決的，因為他們都不能覺醒於知識狀態。章太炎的思想即代表了傳統正統派思想，又代表了洋務派、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更代表了之後至今的中國求知思想的本質特征：由保守到激進，再由激進到保守。真是萬變不離其宗啊！
一切變革都是為了富國強民，一切又都為了富國強民、天下安穩而無視知識真理的變革更新與實現。看似矛盾，卻極具代表性。“首先從政治思想講起。資產階級代議製度是革命派浴血以求的民權主義的具體目標，章太炎卻堅決反對它。這種反對固然在當時確有抵製滿清政府搞假立憲的現實政治意義，‘餘向者提倡革命而不滿於代議……是時所痛心疾首者，蓋在君主立憲’(《新紀元星期報發刊詞》)。但同樣重要的是，在理論上，他也是的確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政治製度的，不但反對滿清政府搞假立憲，而且也反對將來革命政府搞‘真’立憲，‘要之，代議政體必不如專製為善，滿洲行之非，漢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代議然否論》)。為了反對資本主義的代議政治和民權思想，章甚至連當時為多數先進中國人所欣賞的明末清初的黃宗羲也在非議之列，為此而寫《非黃》。看來，這似乎連改良派也比不上，而與地主階級的頑固派和洋務派差不多屬於同一個階級了。地主階級的頑固派、洋務派不正是堅決地、激烈地反對資產階級民權、民主思想和議院製度的麼？他們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和‘中體西用’，頑固保衛封建地主階級的君君臣臣的政治統治體係。所以他們反對議會民主的理由便是：‘必核乎君為臣綱之實，則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行，議院萬不可變通’(王仁俊：《實學平議》)，‘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此可謂有百害者也’(張之洞：《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悍然忘君臣父子之義……而隸卒優倡儼然臨於簪纓巾卷之上(曾廉：《蠡庵集.上杜先生書》)，如此等等。這是典型的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害怕下層人民(所謂‘愚民’、‘亂民’、‘隸卒優倡’)通過議會民主危及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所謂‘紀綱不行’、‘臨於簪纓巾卷之上’)。……一個是怕代議民主使人民站起來（張之洞等），一個是怕代議民主會又新添一批壓迫者（章太炎等）。所以不能把凡反代議民主都算作地主階級思想。（p361——362）”他們早已無法相信知識真理（代議民主製度）被實現的作用與意義。
“他反孔批儒”，是因為“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諸子學略說》），他點出了儒學作為知識分子們為生存利益而求知的本質，卻沒有體察到他自身的利用性本質，“以富貴利祿為心”並非“儒學之病”，至少此病非由儒學引起，儒學本身也是受害者。章自身也不可能擺脫這種束縛，要麼為了“內聖外王”，要麼就如普通大眾一般為了“當官發財”，而這兩者無論哪一個，它的發展理路也必然是“一盛一衰”式的。本質是一致的，他看不到解決這一性質規律的辦法正是他所批駁的知識真理係統，如自由、民主、共和、平等的實現於現實。才能保障國民自身的生存利益的持久性。他當然看不到真求知（或運用性知識狀態）的永恒性，可持續性；偽求知（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短效性，惡性循環性。如“他對當時‘滿清’政府、官吏和改良派的鬥爭，也總是尖銳揭露對方個人道德的墮落、人格的低劣。對‘舊黨’、‘新黨’各種腐敗現象痛加抨擊，‘湛心利祿’、‘廉恥喪盡’、官迷心竅、趨附勢利、佞媚諂偽、怯懦畏葸……等等，經常是章太炎的得心應手的議論主題和打擊武器。這種人身揭露的道德武器，在極端愛麵子的中國上流社會和知識分子中，經常是使人狼狽不堪，能夠取得很大戰果的。”（p368）他不會知道，官場的腐敗隻靠“內聖”是絕對無效果的，是不可能抑製腐敗的，由它而引起的整個社會的衰退，也是避免不了的，知識隻能淪為遮羞布。這一點曆史已十分明確，樹形象，抓典型，都隻不過是欺瞞民眾的手段而已！如果還是延續儒家那一套等級分明的“人事關係”發展係統，隻能形成“言行分裂”的逐漸腐朽的社會形態。如果沒有民主監督等法製的知識形態的建設，腐敗隻能是越來越猖狂，直到政黨王朝覆滅，也就是如果沒有知識真理的實現作為保障，社會的進步，民眾的權利、利益就無從談起，甚至到那時連最基本的保障都沒有了。想過上好生活，卻又不懂得如何運用知識真理，章前後思想所體現的正是這一曆史性矛盾，無疑是愚蠢的矛盾。
這就是中國社會求知理路之下的知識狀態的對於社會發展的可悲下場。所以“他們反對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但他們同時又受地主階級統治意識的嚴重毒害。他們並不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包括象洪秀全這樣的天才人物，即便有卓越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平等上)，但又仍然保留很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例如，在《天父詩》、《幼學詩》等等作品中便充滿極濃厚的君尊臣卑、夫尊婦卑等等思想意識。曆代農民起義的領袖所以很快就露出封建帝王的雛型，正好說明這一點。農民革命思想中可以夾雜著一大堆封建主義的觀點、意識也就不足為奇了。”（p372——373）這並非是直接受所謂經濟基礎，生產方式的嚴重局限了，而是直接受限於利用性知識狀態。“章太炎本來和嚴複完全不同，但在這個不讚成代議製民主問題上，在辛亥後卻走到一起：因為怕因民主而使中國四分五裂，便寧願‘強有力的人’出來厲行專製，以使國家強盛，外禦侵略，從而對袁世凱之流大抱幻想。對袁的上台當總統，章太炎主觀上出了力；而袁的稱帝，嚴複客觀上幫了忙；一個是傾心於歐洲資本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一個是具有鄉土農村氣質的民族文化的捍衛者，卻居然如此殊途同歸，這真是一場曆史的悲劇。”（p375）這裏看不到章等人是受生產力水平之局限，所看到的皆是知識狀態對他們的決定性限製，因為知識狀態直接決定經濟基礎。
其他知識分子及民眾的狀態
康、譚、孫、嚴、章等思想者的局限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本質的局限體現。他們的矛盾，也同樣是利用性知識狀態對於社會發展進步的矛盾。就像在當代的學術界，政府一方麵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出“成果”，另一方麵卻又在塑造統一化的人格及思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矛盾的本質何在了！因為知識創造不但需要熱愛她的人，也需要更加獨立、開放、自由的社會文化環境與教育環境。不然，除了應付與造假能顯示“創造”之外，不會產生世界性人才。這才是與西方無法比擬的地方。政府、知識分子、普通民眾，整個民族都在利用著知識，怎麼可能產生創造呢？
無論激進，還是保守，局限仍是曆史性的。作為思想者、探索者，他們都無愧於偉大，他們的保守，失敗，或局限性，並不能抹去作為中華民族最傑出者的代表性，他們的曆程正在啟發著後來人。
作為思想者的代表尚且如此，而那些並未形成自己思想觀念、體係的先進知識分子們，恐怕更是超脫不了這種曆史局限。求新圖變派，從龔自珍、魏源、林則徐、馮桂芬，到梁啟超、王國維等，事實證明他們隻是傳統式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也同樣沒有超出“治國、平天下”的求知理路。如果說近代史的激進曆程是，從“林、魏隻是把反抗和學習停留在最膚淺最表麵的軍事方麵，刺激了洋務派的形成，洋務運動的失敗又刺激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形成，改良派的失利，又刺激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不斷地從新的派別裏又分離出更激進的派別，鍛煉了人才，”但從這個過程就不難看出，求知、奮鬥的被迫性，不能從認知真理、發現真理、並為之實現而奮鬥，永遠局限在了生存私利上了。“龔自珍雖然勇敢地諷刺抨擊黑暗現實，幻想著革命的到來，但他同時又是蔑視人民的，他要求維護封建等級的森嚴，要求人民對統治者服從和畏懼。魏源也是這樣，他參與了反對太平天國的戰爭，衷心希望著清朝統治穩固和強大。”洋務派的代表張之洞更是認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董子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源，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近日微聞……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怵心駭耳，無過於斯。”（張之洞：《勸學篇內篇·明綱第三》，轉引自《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李澤厚p214）張之洞代表了當時整個知識階層的思想觀念，後來者，如梁啟超等雖然激進，但新舊思想觀念混雜難辨，王國維等雖學貫中西，可也舊多新少，正如李澤厚先生評價的：“先進者已接受或邁向社會主義思想，落後者仍抱住‘子曰詩雲’、‘正心誠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為的這一部分已經很開通很進步了，另一方麵或另一部分卻很保守很落後。政治思想是先進的，世界觀可能仍是唯心主義；文藝學術觀點可能是資產階級的，而政治主張卻依舊是封建主義。”（384）這種新舊交替的情形，說明了利用性之下文化“包容性”的一麵，容易消化任何外來的東西，更說明了利用性本質之下對生存的片麵關注，對知識真理本身的利用化。
而那些守舊派，如劉錫鴻等，更加愚陋。“當時中國首次麵臨帝國主義各國大規模入侵宰割的危亡局麵。但當權的守舊派卻依然故我，不肯改革，頂著‘天朝上國’的紙帽子不放。知識界的士大夫們也仍然抱殘守缺，夜郎自大，愚昧無知，空談夷夏，還認為中國作為‘聖聖相傳’的‘禮儀之邦’，優越得很，特殊得很。”（p242《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李澤厚）知識的固定與死亡，已使這些看似忠於儒學忠於傳統的少數人看不到任何除儒學之外知識係統，他們一代代被教導得一貫認為孔孟儒學就是所有知識的終結，讓他們去認知、熱愛或開拓其他知識領域，隻能比登天還難！那麼，今人又能好到哪裏去呢？
關於廣大民眾，魯迅所看到的是：“辦工業興實業，‘黃金黑鐵’，固然不能解決救國問題，去皇帝改共和，也仍然不能使中國興起。上層是一幕又一幕地政治醜劇，下層卻永遠沉淪在麻木、“平靜”、不覺悟和被宰割的悲慘境地中，舊的統治秩序和統治人物毫無改變。‘到街上去走了一便，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朝花夕拾：範愛農》)，‘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甚麼……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把總”。（《阿Q正傳》）（p412）從冷漠、麻木的民眾特征，到熱情激昂的革命者，知識真理皆不在心中。魯迅1925年春仍然堅信：“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人》）魯迅隨看到了關鍵之處，卻不是根本，他沒有看到是什麼從根本上塑造了國民性。
總之，普通民眾作為受壓迫，被動接受來自上層社會的信息、指令，並且也心向往著上層生活，在得不到的情況下，在不斷受逼迫的情況下，隻能表現得更加漠然，自保性更強，更何況數千年來求知、奮鬥的私利化，使人們更加注重自己的生存私利，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知識真理，也談不上認知、堅守，決定了他們麻木的現狀。
窮的想變富，富的想變得更有權勢，富極了又窮，這樣的循環反複，有否定者，就有被否定者，但這不是西方哲學中的否定，不是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一般的否定，是惡性循環式的否定。雖然，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由保守到醒悟，再至“西學”、洋務，再至改良維新，再至資產階級革命，看似螺旋式的上升，實質上仍是惡性循環式的，正如李澤厚先生所困惑的：“革命民主主義作為中國近代舊民主主義時期整個思想的末端，本應是上兩階級的綜合和總結，是否定之否定，但實際上卻並沒能如此。革命派既沒有發動一場以農民為主體的暴力革命，也沒能在經濟、政治上實現資本主義進步改革。打到了一個清朝皇帝，帶來的反而是新形式或舊形式的大大小小的洋皇帝或土皇帝，革命留下的隻是一個痛苦淒愴的未完成交響樂。無論改良派、革命派都隻是對太平天國螺旋形地上升一環，都隻是第一個否定，封建主義結合現代新形式，反革命的鎮壓反而變本加厲，這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並沒有完成。……太平天國之後，中國近代思想和活動的主流是由知識分子帶頭，從愛國救亡而轉向革命的。愛國反帝始終是首要問題。這一主題經常衝淡了和掩蓋了其他，這與歐洲為爭自由而革命的數百年思想行程很不一樣。”（p438）當然不可能一樣了，中國人以生存私利為中心而奮鬥，西方人以知識真理為中心而奮鬥，兩種知識狀態決定了這一本質的區別。因為，中國運動的本質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下的被動的救亡圖存運動，富國強**動。這些過程中，並不以知識真理的實現為中心，反而都僅是工具，可用可不用，知識之意義在人們的心目中已死，也就沒人會關心什麼是“資本主義進步改革”之意義。至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等，都隻能成為毫無意義的軀殼，和傳統一樣是大可以當做招牌與幌子的！“……康有為基於大工業生產的《大同書》雄大理想倒如同他這本收藏起來不讓人知道的書一樣，漠漠地消失在數千年農業小生產的封建社會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一規律對近代中國做了無情的諷刺。”諷刺是必然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也不假，但經濟基礎又由誰來決定呢？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此亦是後話。總之，這種覺醒運動，仍是生存狀態的覺醒，是被迫的生存私利上的醒悟，遠非知識狀態上的覺醒，這就決定了，之後中國的基本發展性質仍是和封建傳統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