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浪漫者的矛盾（一）
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坐下來認真研究現實社會的種種事物與問題，雖然是由利用性本質所決定，但體現在現實社會中又是複雜而隱蔽的。由於傳統考試“文化”的利用性特質，要求人們都要把文章寫得飛揚漂亮，不是講多麼地創新，而是講韻律朗朗上口，即使有內容也多為浪漫的文學性玄想，並不是要揭露社會問題，引發改革。就連資產階級改良派大都有“民主之製，犯上作亂之濫觴也”（陳熾：《危言·序》）的恐慌。要救亡，又恐民智，真是矛盾。
在此時，以康、譚為代表，傳統文化的隻可意會、領悟的玄想功能，屏蔽了具體的實踐及邏輯理論構建。李大釗著文說中國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質的，各說對了一半。玄想畢竟是玄想，缺乏的就是對理想通過嚴密的分析、理論邏輯論證，一步步實踐實現。革命者要麼如康、譚一樣僅停留於玄想；要麼，通過利用世界上“最好”的製度，去複興封建傳統中一切可複興的東西，如毛及他締造的時代。康具有“中國曆代優秀知識分子那種‘經世致用’關懷國事民瘼的現實學風和態度”。但畢竟僅限於此。當時客觀時局刺激了一個年剛二十餘歲的青年的思想，不像西方諸思想家那樣熱衷於實踐與理論邏輯的構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思想史論》p83李澤厚）“……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複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絕學捐書，閉門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同門見歌笑無常，以為狂而有心疾矣……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歸依之時，多如此。……於時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誌。……”基本上和傳統優秀知識分子一樣，求知不過是“經世致用”以“經營天下為誌”的工具，當天下太平無事了，求知也就成了養心的工具了。康卻不知道，如此求知的惡果是，阻絕新知識的產生，就等於說是使社會保持一種狀態而無進步可言。他並不追問科學、民主到底是什麼，而是以他自己的玄想附會之。李澤厚先生有一段論述關於康、譚的自然觀之對於自然科學的認識。“與當時大多數愚昧的士大夫仇恨嫉視自然科學相反，康有為、譚嗣同這些當時的先進人物，象衝出蒙昧爭著去迎接知識的黎明一樣，他們是那樣歡欣和堅信地去迎接了第一次打開在他們麵前的新奇而雄偉的科學圖畫。這些真理的追求者,以難以仿效的天真和熱情，急急地來把他們一知半解的科學見聞揉雜在自己思想裏。因此，來不及作任何真正的了解和融會，在他們哲學自然觀上，就出現了一張為他們的空想和幻覺所添增的荒唐的科學漫畫。譚嗣同在《仁學》中)康有為在《諸天講》和《大同書》等著作中，都用盡自己的力量描繪了一幅無始無終，無限廣大,‘無量數不可思議’的宇宙圖畫。盡管這些圖畫荒唐到把佛教三十三天(庸有為)，以及甚麼‘世界種’‘世界海’(譚隨同)與真正的天文科學混淆在一塊，因此看來是如此之錯誤幼稚、粗陋可笑，但這完全合理顯示了他們對當時自然科學所解說的作為物質存在的世界的態度：不是沒落階級的懷疑、否定和厭棄，而是對科學發展、對它的無限的認識威力的孩童式的歡樂和拚命的吸取、接受。所以，在這些啟蒙思想家那裏，外間世界之作為科學的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當然的、無庸置疑的，他們常常是最大限度(常常是超過了這種限度，所以變為荒唐和怪想)地利用了當時他們所接受和了解的科學知識來企圖解釋世界、萬物、人體以致智慧精神的存在構造。在充滿著‘聲光電化’的科學名詞和中國哲學的古老詞彙極不調和的混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這種企圖。”（p88——89）他們思想的玄想性同樣體現在了“百日維新”的運動中，“以為抓住一個皇帝就夠了”，又以“民智未開”為理由再次“愚民”，恐“犯上作亂”，以為真理隻來自於上層統治階級。可是，如果知識真理不能普及，為大多數人所認同、堅守，知識真理就沒有了現實的載體。康、譚並不要求把科學、民主等為資產階級及廣大民眾所認知，他們的革命即使成功，也很快會淪為政治專製的利用工具。無論成功與否，民眾都是被動接受現實的愚昧者，或者是刑場中的看客，知識真理的意義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康有為的《大同書》始終秘不示人，就是恐民智，以為現在的社會還遠遠不能實現之。一種有價值的思想因某種個人的借口（如“民智未開”）而不能示之於眾，那麼民眾永遠是“無知”的。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內心向往美好的事物，當真的要來時，卻又害怕得要命。人人都知道改革是好事，卻又在害怕！
對於未來極樂世界的想望，隻能永遠屬於空想冥思的虛幻，構築不出由現實通往理想的橋梁。由空想到現實，是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付出、需要具體的理論與實踐的奮鬥求索精神的，就像沒有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實踐與理論總結，就沒有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邏輯論證一樣，想象在此時，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可惜中國沒有這樣的人才與環境，沒有能為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奮鬥。
康有為“長夜坐，彌月不睡，恣意遊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倪讀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概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宙。”（《康南海自編年譜》）梁啟超也是這樣：“我們（按指與譚嗣同、夏曾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麵，見麵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那時候，我們的思想真‘浪漫’的可驚，不知從哪裏會有恁麼多問題，一會發生一個，一會又發生一個。我們要把宇宙間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但幫助我們解決的資料卻沒有，我們便靠主觀的冥想，想得的便拿來對吵，吵到意見一致的時候，便自以為已經解決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梁啟超：《之友夏穗卿先生》）（p115）
然而，這種求知的弊端在於，脫離實際的空想，隻是文藝家浪漫特質的表現，沒有人肯探索實踐，把它真正變為現實。雖然他相信循序漸進的自然進化論，但又害怕自由的競爭，會擾亂天下。講求必須由“君主”進到“君民共主”，而且仍僅以天下太平為目標，甚至寧可不進步，甚至倒退，也要“穩定”統治。
最終他要把他所知的進化論、科學、民主與以儒學為代表的舊理論相調和起來了。“與以譚嗣同為代表的改良派左翼在人性問題上的激烈態度和對封建倫常禮教的邏輯論斷，反而是愈涉及當前的實際便愈向後倒退。例如，在早年對學生的講學及在其著作中（例如《大同書》、《萬木草堂口說》、《長興學記》等書中），康氏還能夠較大膽地說出自己真正的觀點，還能夠說出‘告子是而孟子非’，但是在以後其他特別是注經的著作中（如《中庸注》、《孟子微》等書），康氏就采取了與現實社會及封建經典妥協調和的怯懦態度。這固然是為了利用封建經典進行理論政治宣傳活動大注經典，從而隻得遷就封建經典的原意（如注解《孟子》當然就不能說《孟子》非），同時（包括注經典本身）也是遷就當時封建社會的環境。”（p106）顯然，康沒有擺脫傳統求知性質的限製，他把從西方拿來的一知半解的思想學說，政治製度等，僅是當作了使天下太平，蒼生幸福的工具，並沒有去認真研究它，使之真正替代舊的東西，更沒有呼籲使這種思想教育於民眾，而是秘藏不宣，“恐民智”這種倒退的狹隘意識正是隻為（一時的穩定的）生存（民族、國家的）私利考量為終結的發展本質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