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避開今文經中那些無關“改製”的思想不談，“正是他為如何通過這種學術活動來為其政治鬥爭，為其先進的社會政治理想服務。”托古隻是借用，確切說是利用，是闡釋，康有為所主張的平等、自由、“進化者”很顯然都是把中西理論雜糅在一起，張冠李戴出來的，其目的，隻在於改製的急功近利，他始終沒有一步步做理論框架的分析。（p153）“康有為把孔子裝扮成一個資產階級曆史進化論和資產階級民權平等思想的倡導者，多方附會穿鑿，把公羊三世的封建學說作為張本，認為這就是‘孔子口授’的‘微言大義’所在。……康有為的確是‘利用孔子來進行政治鬥爭’（範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隻是李澤厚與範文瀾等人沒有發現“利用性”是如此普遍，以至於能對整個文明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可惜他們都錯失了發現其中的奧秘的時機。難道隻有康有為一個人在利用孔子嗎？李、範二人的時代及我們的時代，又有幾個人不是在“利用性”的知識狀態下生存呢？當然此是後話。“‘他把孔子描繪成維新運動的祖師，麵貌與古文經學派的孔子截然不同。就是說，古文經學派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義者，而康有為的孔子是托古改製的維新主義者。’(範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上康氏在所謂‘孔子聖意改製‘的符咒下，保護者自己的改製主張，證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變法主張的‘合乎古訓’；在所謂‘《公羊》所傳微言第一義’的解說中，康氏就大力宣傳著新鮮的資產階級曆史進化論和民權平等思想，證明改良派所要求的君主立憲的曆史發展的的必然性和合理性。”（P153）顯而易見，當國家混亂時，任何認為有用的知識都會被拿來利用，而當達到太平目的時，就棄之了。
“康有為的‘托古改製’思想還不僅是為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政治思想尋找神聖論據；而且同時還更是為其實際政治、組織活動尋找理論依靠。”“與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抬出‘天父’來團結、組織廣大農民群眾正相映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卻隻能抬出孔子來團結其本階級的封建士大夫。”如果就此說明康有為對知識利用性的本質，還嫌不充分的話，我們可以再接著分析。由於利用性的本質是把可利用的知識直接闡釋出為某種利益服務的工具，以應對時局，過後這個工具毋庸置疑地會被丟棄；依據就是他沒有意識去真正實踐創造出能實現其理想的具體理論構建。所以這種局限就在於：不是托古，就是空想，天與地之間始終無法連接，同時，這也是中華文明的本質。
尤其能說明這一本質的是在康的人生後期。當改製不能實現時，他逃脫不了求知為舉世“升平”“太平”的終極求知目的的局限，仍以道德為知識核心，就必須要求“複古”，革命不成，若要天下太平，還必須複古，依附於專製。利用性早已使他們不會想到通過運用知識真理，不但可以至永久性太平，而且還能不斷地促進社會進步，更加繁榮幸福。“後期，康有為的所謂‘尊孔’‘立教’則已完全轉化成一種反對革命反對進步的極其反動腐朽的封建思想了。康氏後期強調‘保教’‘尊孔’,是為了維護封建主義的社會秩序和倫常道德。與早年正相映對，康氏晚年在孔教招牌下，極力強調民權平等之不可行，辯護‘君臣’‘忠孝’之必要，反對個人自由，反對婚姻自主……。康有為說：‘中國人數千年以來，受聖經之訓，承宋學之俗，以仁讓為貴，以孝弟為尚,以忠敬為美，……則謂中國勝於歐美人可也。”(《物質救國論》)如果說，在康氏早年心目中的孔子還是一個主張一定限度的資產階級民權平等的孔子；那末，康氏晚年心目中的孔子則已完全回到反對任何民權平等、死守三綱五常的真正封建主義的孔子了。如果說，在前期，康氏主要還是在尊孔改製的學說下宣揚資產階級進步思想；那末，在後期康氏隻是死抱著腐朽的封建殘骸不放了。如果說，在前期康氏“托古改製”思想中是舊形式裏包含著資產階級的新內容；那末，在晚年卻恰恰相反，在康氏所利用的新形式(如最新的自然科學的發明)中就全是陳腐的封建主義的舊貨了。如前所指出，對於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在前期，天上孔子地位的保留即已意味著地下封建王國基礎的不可真正毀棄；那末，當後來廣大人民群眾所掀起的革命風暴真正要動搖這一地上孔子——封建製度的時候，康有為當然就隻得拚命護衛著其天上的孔子而不肯放手了。”（P162）由此看出，傳統的求知觀，求知目的，過程，都是以利用為核心的。在康有為一生中所體現的，並不是康本人的問題，而是知識狀態的本質作用使然。以類似使“天下太平”為求知的終極訴求，使這一發展理路形成了自我封閉的劃圓式循環程式。隻要中國一出問題就會拿聖言經典作擋箭牌，當實在是當不了了，治國平天下的固有理想再也不能通過它來實現了，甚至連生存都不得了，要當亡國奴了，那麼，這一被利用了兩千餘年的“幹屍”，就立即會被人們當街臭罵，鞭屍荒野，這就是後來的為什麼由“尊孔”突然轉變為“毀孔”的根本原因。反過來再看康的救亡過程，就是利用知識的過程。所以，康後期的複古主義，就成了一種無意識的倒退。在人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知識的被不斷創造、更新，是推動社會產生飛躍性發展的基礎條件；在人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知識隻有被熱愛、堅守、探索、並勇於追求其實現，才能不斷產生新的創造的時候；在人們不曉得知識的真正力量的時候；在人們不了解運用性知識狀態與自身的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時候。他們會認為“太平”才是民眾幸福的根本，求知的目的也是在於此，所以他們寧可要專製下的太平，也不要通過鬥爭（所謂的“亂”）不斷爭取進步的希望。所以，“舊式封建士大夫的階級氣質和特征，在自由主義改良派代表們康有為這一派人身上是最為典型和最為濃厚”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這還是具有當時最強烈激進情懷的康有為先生，那麼其他人就更不能逃脫了。梁啟超總結康托古改製的意義為：“夫辨十數篇為偽書，則何關輕重；殊不知此偽書者，千餘年來，舉國學子人人習之，七八歲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曆代帝王，經筵日講，臨軒發策，鹹所依據尊尚，毅然悍然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以來，國人之對於六經，隻許征引，隻許解釋，不許批評研究。韓愈所謂‘曾經聖人手，講論安敢到‘。若對於經文之一字一句稍涉擬議，便自覺陷於非聖無法，蹙然不自安於其良心，非特畏法網憚請議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許作為學問上研究之問題，一作為間題，其神聖之地位固已動搖矣。今不惟成為問題而已；而研究之結果，乃知疇昔所共奉為神聖者，其中一部分實糞土也，則人心之受刺激起驚愕麵生變化，宜何如者。……以舊學家眼光觀之，直可指為人心世道之憂。”（《清代學術概論》）（P150——151）
總之，利用性知識狀態決定了康有為複古的必然性，其他人也無例外，包括尊孔者與後來的反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