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浪漫的情懷始終與普通民眾隔絕千裏，盡管他自詡憂國憂民，“刻刻以救世為事”，也作了具體的實踐。然而他自己並不怎麼能看懂並堅守知識真理，在他們這些傳統知識分子心目中，知識的目的能開萬世之太平就是真理了，而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一項知識真理係統能做到這一點的。他們固守傳統觀念，不相信更先進的知識係統等的根本原因仍是在於，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求知極限就是在於以普遍生存私利的滿足為終結，傳統的知識足以滿足這一要求，所以不必改變。任何知識都是達到此一目的的工具，可是，因為他們是如此鄙視、利用“知識真理”，所以，創造不出更高的文明形態，因為對知識運用性的缺失，無法從根本上使普遍的生存利益接近滿足狀態，永遠停留在思想上是浪漫的空想；在現實中又是如此懼怕與傳統儒學不同的更為先進的知識係統。所以，他們也害怕民眾多智，而致使江山社稷不穩。李澤厚看出了要害“所以重要的問題還不在這一學說（自然人性論）的理論本質的謬誤，倒在於康有為不能把這一理論明確地堅持到底，與此相反，康最後卻是把它與封建舊理論又相調合起來了。”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傳統知識狀態所決定的求知本質，這對康、譚、梁這些有識之士來說，求知之最高境界仍是“治國平天下”，以至於“亡”了再“治”，治了又亂，循環不已，但就是不得進步。他們的局限，不是個人的局限，而是整個文明發展性質在他們身上的反映，國治民安乃是求知的終結。
康有為《大同書》的核心問題即是：“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樂免苦而已……必須爭取個性的自由、個人的權利，肯定世俗的歡樂、地上的幸福……。立法創教，令人有樂而無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樂多苦少，善而未盡善者也；令人苦多樂少，不善者也。”（《大同書》玄想終歸玄想，即使它再有意思，好玩兒！也隻是漫無邊際的遐想而已！很難與現實發生關係。沒有對知識真理本身的堅守、探索、實踐精神，更沒有形成嚴密的邏輯理論係統，缺乏對當下實際現狀的批判實踐性質，不能針對社會現實創建出有實際指導意義的理論框架，這一點在之後的知識分子中同樣明顯。
和《資政新篇》一樣，《大同書》等，隻成了後來學者考據曆史的資料，沒有人會像“空想社會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性飛躍一樣，一步步做探索實踐，因為中國文明已經喪失了這種功能。相反，人們都因為害怕新的知識真理成為“禍亂之濫觴”，寧可不進步也要穩定，穩定是第一位的，因為無論什麼樣的“穩定”（專製統治或是暴政統治，抑或是民主之治），都是求知的終極目的，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進步”二字。知識的僵死，使任何人都看不到從西方引進來的知識真理被嚴格實現的意義，現實是混亂的，前途又恐懼不可測，為了暫時可得的生存利益，他們隻有複歸傳統了。當知識僅為利用工具時，社會之進步就沒有了依托。知識在中國之悲哀情形莫過於：將心應明月，明月照溝渠。
這時突然令我想起了人們常說的：中西文化各有優缺。但是“各有優缺”並不能解釋西方的興起，中國的衰落。原來這種觀點是“什麼都可以的”這句話的變種。
第三節“托古改製”思想所暴露的本質
康的一切思想行為目的，皆在於由“局亂世”而入“小康世”，再進入“升平”“太平”世。康不會想到，隻有運用性知識狀態下的西方才能真正達到類似目的，因為他們懂得通過運用知識創造出更高級的生存狀態，康是想通過依附專製，甚至複古來實現，那隻能是浪漫者的無奈了。求知、奮鬥以生存私利的滿足為終結，也即意味著社會發展的終結。以人事關係為發展核心的中國社會永遠不能使社會整體上達到所謂的“幸福安康”之世，隻有西方具備這種條件。它隻能使社會“一盛一衰”，而不能持續太平進步，可惜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認識都沒有這樣的高度。他們的思想由激進到保守，是有根源的。
如果說洪秀全利用了“上帝”與傳統平均主義，達到了個體的發展目標（當上至富至貴者：“天王”，也就是皇帝），而拋棄了他的《天朝田畝製度》，對於傳統教育來說，不能不說是巨大“成就”！即說明他的本意並不是真的要去創造一個“大同”的國度，而是利用它很有效地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行軍打仗的隊伍，至今沒有任何資料表明，他及他的隊伍確乎要真的追求這一“真理”。而是等他當了“天王”，大封諸王之後，在顯示封建帝王之尊容與腐化上，他們一點都不比曆代驕奢淫逸的帝王遜色。求知僅為生存私利，當目的達到，腐化墮落就是他們的唯一命運。同樣，這一本質，在康有為思想裏也貫穿了始終。
作為今文經學派大師的康有為，“穿著中國封建聖人的古老服裝，借用著孔子改製的魔杖，在公羊今文學的神秘帷幕的掩蓋下，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扮演了新的一幕。”若說《大同書》隻是他的浪漫空想，那麼，“托古改製”思想即是他變法圖強的實踐依據。當然，托古改製的價值意義相對於保守派、洋務派是有進步性的，這一點不能否認。可是它的局限性同樣不可忽視，這種局限首先就體現在知識狀態的性質不變上。（p146）“事實上，康有為也的確繼承和利用了公羊今文學的這種傳統和傾向，灌輸給它以新的內容，直接配合著變法維新的政治鬥爭，使這一陳舊的兵刀發揮了它最大限度的戰鬥作用。”這種基本的對知識利用性的程式，與西方知識運用性的主要區別在於，用什麼就拿什麼，短效，短視，卻追求利益獲得的最大化，特征是：知識作為輔助，服務於人的生活活動，不在乎知識本身的邏輯探索，當然也就不會熱愛、實現從西方引進的或傳統中已有的知識真理；西方則是以知識理論的邏輯論證為中心，去指導行動，再在實踐中做修正。孰優孰劣一目了然。康和洪秀全在麵對知識時的思路是那麼地一致。隻不過洪用的是真刀真槍，且基本上完成了目標，或者說完成了自己的目標。而康卻是壯誌未酬身先退，他要包辦大眾的統一的目標，卻不得。他利用、闡釋，穿鑿附會公羊學，並非真正的創造（原創）。
或許人們都知道“群眾的情感是僅僅由宗教食物來養活的；所以，為了引起暴風驟雨般的運動，就必須使這些群眾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對於當時中國封建士大夫的群眾來說，這種作為無所不包的宗教或神學，不就正是那個神聖的‘孔子之道’麼？於是，在現實社會力量的推動下，時代的寵兒便應運而生了。康有為舉起了‘托古改製’的大旗，與其攻擊封建專製製度的‘現存關係’的變法思想相呼應和配合，直接衝擊著封建經典，勇敢地‘剝奪其神聖的光輪’，正麵提出了變法主張的理論依據。於是，康有為及其著作就這樣不可避免地一下子成了當時政治上和學術上的中心事件。（李澤厚）”但是康有為的伎倆很快被一些正統士大夫看穿，包括抗後期的複古，並不能說明他真的要剝奪孔道的“神聖的光輪”，去重視先進的思想，傳統給不了他這種力量，不要說是他，就連今人也同樣不能堅守先進的思想，追求其實現。